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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尼采的视角看柏拉图 兰培特（16941-）以同样的出名研究著称。在《哲学如何成为苏格达风格》（21）出版之前，他的名字也不包括在采石场。当坊间预告朗佩特将要出版一部柏拉图研究专著时,人们自然会期待看到他不同凡响的柏拉图识读功夫。如今,朗佩特的柏拉图研究已经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看到,作者仍然以尼采为主题,亦即从尼采的视角来识读柏拉图。用朗佩特自己的话说,“在本书中,即使不常提起尼采的名字,他仍然无处不在”(16页,〔引按〕指英文版页码,即中译本编码,下同)。 《哲学如何成为苏格拉底式的》分三个部分,依次识读柏拉图的《普罗塔戈拉》、《卡尔米德》和《王制》—首尾有“导言”和“结语”。“导言”虽然谈的是在柏拉图笔下“苏格拉底是如何成为苏格拉底的”这样一个贯穿全书的问题,却以谈论尼采结尾。在“结语”部分,作者几乎完全在谈尼采—可以说,尼采问题框住了朗佩特的这部柏拉图专著。 从尼采的视角来识读柏拉图,可以恰切地理解柏拉图吗?或者说,我们应该凭靠尼采的目光来识读柏拉图吗?朗佩特的要求不难理解,毕竟,今人在思想上越长越矮,我们要理解古代高人,就得凭靠离我们较近的长得高的近人。不仅如此,这个长得高的近人还得有一个大抱负:致力于理解自身的文明思想传统及其面临的危机—否则,柏拉图与我们有何相干?可以肯定,尼采就是这样的长得高的近人—而且离我们很近,他对西方文明传统及其现代危机的理解,无人能出其右。 如果应该从尼采的视角来识读柏拉图,首先就得恰切地把握尼采的视角—如所周知,要做到这一点,绝非等闲之辈。尼采离世一百年来,论说尼采者何其多,不着边际或不得要领的论说又何其多。海德格尔的两卷本《尼采》(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二○○四年版)代表着二十世纪理解尼采的最高哲学成就,但海德格尔是否恰切地理解了尼采,仍是问题。尼采的处女作《悲剧的诞生》让人们看到,尼采是个反柏拉图主义者,激烈抨击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要他为西方文明陷入虚无主义危机负根本责任。海德格尔敏锐地看到,尼采固然反柏拉图主义,但他反对柏拉图主义的方式—建构权力意志的形而上学,却使得自己成了柏拉图主义的最终完成者。用海德格尔的话说,为了克服虚无主义,尼采把柏拉图主义“倒转”过来。基于对尼采的如此深透理解,海德格尔才对自己的抱负充满信心:彻底克服或终结祸害西方文明思想两千多年的柏拉图主义。 朗佩特的眼力与此不同,他在自己早年的《尼采与现时代》(一九九三,李致远等译,华夏出版社二○○九年版)一书中就已经提出:尼采开创了一部新的西方哲学史—这意味着开创了一种理解西方古代甚至历代哲人的眼光。朗佩特宣称,眼下这部长达四百多页的柏拉图研究专著属于尼采所开创的新哲学史的“开端部分”。他提出的问题是:“柏拉图何以是一位尼采意义上的真正哲人。”(楷体重点均为引者所加,下同)这个问题的表述让人吃惊:尼采的眼光成了衡量古人柏拉图甚至“真正的哲人”苏格拉底的尺度。朗佩特说,尼采的衡量尺度是:伟大的哲人们是“命令者和立法者”。然而,这一衡量尺度不恰恰来自柏拉图吗?伟大的哲人们是“命令者和立法者”—这话难道不是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最先说,而非尼采最先说?倘若如此,朗佩特为何要而且公然敢倒过来说?为什么他不问:“尼采何以是一位柏拉图意义上的真正哲人?” 朗佩特在“导言”中承诺,他要展示的“柏拉图是尼采所还原的柏拉图,是西方文明的奠基性教师,而西方文明是一种柏拉图式的文明”。这无异于说,柏拉图式的文明掩盖了柏拉图自己的本来面目—这话听起来即便不吊诡,也让人费解。朗佩特用“柏拉图式文明”(a Platonic civilization)这个表达式来称呼尼采意义上的“柏拉图主义”,旨在让柏拉图本人与“柏拉图主义”分离开来—与此相对照,海德格尔宁愿把柏拉图本人与“柏拉图主义”绑在一起。显然,在朗佩特看来,尼采可没有把柏拉图本人与“柏拉图主义”绑在一起。正是基于这一点,朗佩特才能做出这样的断言:尼采反“柏拉图主义”的真实目的,其实是还原柏拉图的真相—这意味着还原“真正哲人”的本来面目。反过来说,“柏拉图主义”是柏拉图的自我伪装: [尼采式的哲学史]在柏拉图身上还原了对所有最伟大的哲人来说最具根本性,并最终推动、鼓舞了他们的东西,其中最根本的是两种激情或爱。哲学是理性地理解整全的激情,是对智慧的爱,苏格拉底在《会饮》中表明,是对可被理解为爱欲的整全的最高爱欲,[其他任何爱欲皆]无出其右。(13页) 朗佩特马上为我们解惑:的确,尼采孜孜不倦地鞭挞“爱人类”的哲学……然而不能忘记,尼采也一再强调了“哲学中另一个不可缺少的要素:显白教诲与隐微教诲的区分。在现代启蒙运动之前,所有哲人都懂得这种区分”(14 页)。言下之意,尼采所说的“柏拉图主义”是“道德化”的亦即显白的柏拉图。朗佩特力图表明,“如此道德化”的柏拉图是柏拉图有意识有目的的双重写作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