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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武帝的花青素观念及其影响因素 倡导食物和酒精，是针对当时佛教僧侣群体的规定，也是一种影响今天生活方式的佛教僧侣制度。虽然原始佛教也提倡戒杀、素食, 但由于当时多以行乞为生, 因此允许僧人食用三种净肉。佛教传入中国之后, 由于文化背景、民族心理、生活习俗等多种因素, 佛教不断与中国传统文化调适、融合, 最终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中国佛教素食观念的形成, 正体现了这种调适与融合。 中国佛教的素食观念发端于萧梁之际。通过对梁武帝思想、当时僧团情况及社会现实等因素的综合分析, 我们发现, 其中固然有佛教经典的依据和大臣“僧尼皆令蔬食”建议的启发, 但关键因素是他信奉“神明不灭”的宗教信念。正是在此基础上, 梁武帝通过一系列的论证, 详细分析了素食制度的合理性与必要性, 使其成为既是必须遵守的外在规范, 又是内心情感自觉履行的僧侣制度。事实证明, 这种做法更能说服信众戒荤食素, 达到匡正佛法、移风易俗的目的。笔者试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从中寻找梁武帝“素食”制度取得成功的内在因素。 一、 “为内心深处积善修恩,为私家车以明诚” 神明不灭是中国佛教因果报应论的理论基础, 它不仅确立了因果报应的主体, 也合理地解释了此世修行的必要性。虽然中国本土的善恶报应学说与佛教因果报应理论在承受果报的主体方面有所不同, 但二者却有很多相似之处。梁武帝神明不灭思想正是在本土灵魂信仰、祖先崇拜、忠君孝亲思想以及佛教识神等诸多因素影响之下, 尤其是在儒释道三教融合的大背景之中形成。 从资料看, 梁武帝理解的“神明”既有经验实存的一面, 与世俗所说的天地鬼神、祖先神灵等同。 (《敕答臣下神灭论》:“《祭义》云:‘惟孝子为能飨亲。’《礼运》云:‘三日齐 (斋) 必见所祭。’若谓飨非所飨, 见非所见, 违经背亲, 言语可息”) ;也有超越经验实存、抽象的一面, 与佛教“识神”之精神本质和非物质性形体相近 (《立神明成佛义记》:“神明以不断为精, 精神必归妙果。妙果体极常住, 精神不免无常”) 。“神明”之体性是清静恬淡的, 可以感应万物但又不为之所累。感应万物, 便有受物牵绊、沉湎物欲的可能;应万物而又不为之累, 便又有摆脱尘累、返还清静本性的契机。而“神明”之所以精妙明澄, 正是因其有不断不灭、永恒存在的体性;此一体性既是众生轮回六道的始因, 也是众生通过此世修习获得涅妙果的基质。万法无常, 则生灭随境迁谢、六道轮回可明;妙果常住, 则众生有解脱众苦、欣慕常乐的追求。因此, 对“正因”佛性的护持就不能限定于一生的修行作为, 必须考虑到生生世世。可见, 梁武帝显然不能满足儒家注重现世的理想追求, 但割舍亲情而倾心佛教对他来说又是不现实的, 所以, 在提倡儒家关注此世的修行方式之外, 梁武帝汲取佛教注重来世的思想, 并从此世的伦理亲情入手, 结合佛、道慈悲思想, 完善自己的思想体系, 形成其独特的慈悲观。 既然“神明”是永恒存在的, 那么修行就应该是生生世世的, 其所观照的范围也是尽虚空界的。要以此世的修行为起点, 为前世消罪祈福、为来世积善修恩。这就要求修行者不能仅局限于眼前的或今生的修行, 而是要把襟怀放宽拓远, 宅心天下、仁民爱物, 使一切众生同得安乐。梁武帝在《东都发愿文》中发愿说其“成佛迟速, 一切众生以为限量”, 若“前尽前际、后尽未来际、傍尽十方、尽虚空界”中有一生类不能成佛, 自己誓不解脱。从狭义的角度讲, 这是为自己和亲人播种福因, 以求脱离苦海, 进入涅福地;从广义的角度讲, 是对儒家修齐治平理想人格的践履, 更是对菩萨慈悲精神的实践。 二、 戒杀食酒肉的为食作规范 在梁武帝看来, 出家人食鱼肉是连“外道”都不如的违师背教行为, 会为自己种下残害生灵的罪因、留下罪果, 所犯下的罪过也比在家众严重。在家众食肉只有一种罪状, 而出家人“既犯性罪, 又伤戒律” (《与周舍论断肉敕》) , 犯下两重罪状。梁武帝在《断酒肉文》中还分别指出了出家人食酒肉的九种不及外道和在家人的原因。 在修行解脱的道路上, “酒是魔浆”, 可以惑人心志、乱人心性, 食肉则是魔的行为, 是魔境界。同时, 每一众生身体中都具有八万户虫, 断除一个众生性命, 便是断除八万户虫生命。因此, 出家人食肉不但“善神远离, 内无正气”, 而且会灭慈悲心, 增长恶毒, 会障碍戒定慧法乃至三十七道品、滋生各种苦痛灾祸, 远离三乘佛法, 远离涅佛果。梁武帝在《断酒肉文》中罗列了食鱼肉带来的烧煮炮炙、刳腹碎髓、贫穷下贱、堕入地狱等诸多恶果。 梁武帝认为饿鬼和畜生之所以暂生暂死, 为物所害, 是前世犯了杀业所致。而其制令禁食鱼肉, 就是为修行者作“离苦因缘” (《与周舍论断肉敕》) , 使之更好地脱离苦海。因此, 为了避免堕入六道轮回、远离一切痛苦, 戒杀素食就成了首要遵奉的行为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