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粟特史研究综述 汉唐时期，中国和苏格达经常交换，但苏格达在中国史料中的头衔并不统一。《后汉书》称其为栗弋(后人辩证当为粟弋),《魏书》称其为粟特,唐称其为昭武九姓,此外各代对粟特的音近异译还很多,大概粟特乃该地区全体之通称。由于粟特本身极不统一,内部邦国林立,长期接受外部势力的统治,中国从外部观之,着重点不同,就得出不同的名称,有时称其通称,有时称其地方邦国之名,有时甚至称其外部统治者之名。由于粟特地区的统治关系在不断地变化之中,中国亦有分散离合、动乱不定之时,对西域的了解时断时续,而且古代交通、通讯不便,中国对粟特等西域地区的了解也仅是通过使节、商贾往来的报告和传闻得来,无法加以核实,史家据此记之,遂多有讹误。为了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不可不为之辩证。 《史记·大宛列传》记载张骞使大月氏时,到大宛后,先到康居,再到大月氏。按该书记大宛“北则康居,西则大月氏,西南则大夏”,大宛“属邑大小七十余城,众可数十万”,以当时水平论可谓蔚然大国。康居则是“控弦者八、九万人”,“国小,南羁事月氏,东羁事匈奴”。此间就出现一个矛盾:即张骞不是直接到大月氏,而是绕道北部的康居,再到大月氏,以康居之弱小,诚非必要。又根据该书该传记载,25年后武帝伐大宛时,往返于大宛的汉使报告武帝说:“宛兵弱,诚以汉兵不过三千人,强弩射之,即尽虏破宛矣”。此与张骞的报告形成鲜明对比。前后不过二十几年,大宛国力衰败如此,诚不可思议。若说其间被匈奴攻破而衰落,则遍考诸史,毫无蛛丝马迹,亦不可能;而且武帝即位以来,匈奴日益衰弱,并要面对日益强大的汉朝,自然不会有余力远攻象张骞报告的那样强大的大宛,因此大宛因匈奴攻击而衰之说不能成立。仔细研究此问题后,可以得出:形成上述矛盾及后人对粟特认识混乱的根源在于张骞的报告把大宛、大月氏和康居的关系颠倒了。 其实在张骞使大月氏时康居才是中亚大国,控制了中亚包括粟特在内的大片土地,而大宛不过是康居属下的一个半独立的小国或与康居友好的小国。由于康居本身是游牧民族,它虽然征服了粟特等地区,但对粟特等地的城廓国家却无法直接统治,只得通过扶持傀儡政权加以间接统治,故张骞到大宛后,大宛要先把他送到其宗主国康居,再由康居转送至大月氏。张骞路过康居,仅记其王庭情况,并据此判断其为小国,而不查其全国形势,并把一些本来隶属于康居的城廓看成是大宛的属邑而使大宛成了大国,终致大误。《汉书·西域传》对张骞的报告有所纠正,它记载康居王冬夏驻牧之地相距九千一百四里,“户十二万,口六十万,胜兵十二万人”,并另有五小王,是一个辖域广大的国家;而大宛只是“户六万,口三十万,胜兵六万人”的城廓国家。至于说康居东羁事匈奴,只不过表示康居和匈奴之间名义上的尊从关系,就象乌孙昆糜自立之后对匈奴的关系一样,如若不然,则爽快答应张骞要求的大宛自然不会出尔反尔又把张骞送到匈奴的属部——康居,同样若康居国小,羁属于匈奴,则它也不敢贸然把从匈奴逃出的张骞送到匈奴的敌国大月氏。《汉书·西域传》引西域都护郭舜的话说康居、乌孙、匈奴“三国内相输遗,交通如故,亦相候伺,见便则发,合不能相亲信,离不能相臣役” 对康居在西汉时期统治粟特等中亚地区的史实,前人已作了许多切实的研究。《汉书》记载康居有五小王:苏 有人认为康居统治粟特地区是在大月氏通过粟特地区之后实现的 汉文史料对康居的衰败没有留下多少记载,但我们透过已有的史料也可了解到一些蛛丝马迹。《史记·大宛列传》记载贰师将军第二次伐大宛时,沿途小国为了自保箪食相迎,西域各国中唯独康居发兵声援大宛,虽然康居兵因见“汉兵尚盛,不敢进”,但贰师将军亦因认识到“康居候汉罢而来救宛,破汉军必矣”的危险,不得不接受大宛的和谈要求。从这件事中我们也可看到张骞报告的矛盾。若康居真向张骞所言是“大宛西北可二千里”的小国,则康居又何必要冒与强汉为敌的危险劳师远奔声援大宛呢?其一个遥远而弱小的游牧国家又有什么利益远在大宛,需要劳师远来保护呢?仔细研究这些问题亦可得出张骞报告之不实的结论。实际情况当如前述:康居是一辖域甚广的游牧大国,而大宛只不过是其治下的一个较独立而富强的城邦国家,至少也是其关系密切的城邦。汉朝伐大宛,触犯了其对大宛的宗主权,至少也威胁了这个游牧大国东部边疆的安全,所以康居要出兵声援大宛。由于康居兵慑于汉军的强大而游移不定,大宛弧军奋战,最终不得不求和称臣。此战的结果大大提高了西汉在西域的声望,这已为后人所深知,但同时另一个不为人所知或不甚明了的结果便是康居威望的下降。康居作为中亚的霸主,在汉军进攻其属邦或友邦时,其军队竟不敢出击,这无疑大大打击了它对中亚的统治威信,不过此时康居国力尚强,所以粟特地区的城邦并没有因康居声望的衰落而摆脱对其臣属的地位。随着西汉势力不断向西域推进和匈奴势力的日益衰落,康居感受的威胁想必会不断加大,故当匈奴五单于争位,陷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