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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文学中的感冒学说比较 金圣叹在观看《西厢记》时说：“这篇文章最好，灵眼看了一段时间，便于将灵手放在时间。”。盖于略前一刻,亦不见,略后一刻,便亦不见,恰恰不知何故,却于此一刻忽然觑见,若不捉住,便更寻不出。” 一 中国古代文学中的“灵感”概念 关于“灵感”问题的思考,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都不囿于一家之言,西方的“灵感”学说大致经历了古希腊古罗马时期的“神赐迷狂说”、浪漫主义时期的“天才灵感说”、20世纪以后的“非理性灵感说”三个阶段;中国古代文论虽未直接使用“灵感”这一术语,但当中关于“灵感”问题的描述与阐释也并不少见,譬如陆机的“天机说”、严羽的 “妙悟说”、葛立方的“感兴论”等。因此,笔者认为要对中西“灵感说”的异质性与可通约性进行分析,就必须对上述学说的具体内容及其兴发流变有一个全面的了解。 1. 西方古典时期神过神过的是一种主流认知 “灵感”(εμπνευση)一词来源于古希腊文,原指“神的气息”。据朱光潜先生考证,西方最早涉及灵感问题的人是古希腊哲学家德谟克利特,德氏曾写道:“没有一种心灵的火焰,没有一种疯狂式的灵感,就不能成为大诗人。”“荷马由于生来就得到神的才能,所以创造出丰富多彩的伟大诗篇。” 真正将灵感问题上升至创作论层面的,是柏拉图。柏拉图认为灵感是文艺创作的源泉与动力,他将“灵感”比作 “磁石”,认为“诗神就像这块磁石,她首先给人灵感,得到这灵感的人们又把它传递给旁人,让旁人接上他们,悬成一条锁链” 柏拉图的“灵感说”无疑是重要的,他直接影响了西方后世学者对灵感问题的基本认识,古罗马时期的哲学家普罗提诺和西塞罗也都曾延续和发展过这一理论。可以说, “神赐灵感”的主张在整个西方古典时期一直是一种主流认知。但必须要注意的是,主流并不等同于唯一,亚里斯多德就曾在《诗学》中反驳道:“诗的艺术,与其说是疯狂的人的事业,毋宁说是有天才的人的事业,因为前者不正常,后者很灵敏。” 十九世纪以后浪漫主义诗人们推崇的“天才灵感”说成为西方灵感学说的又一代表,这一学说一方面是对柏拉图“迷狂说”和亚里斯多德“天才论”的发展与统和,另一方面也受到了康德和谢林的唯心主义哲学的影响,突出表现在:重视灵感的非理性,忽视甚至否定理性的逻辑思维在文艺创作中的作用。 譬如雪莱在《为诗辩护》中就曾提出:诗人是不可领会的灵感之祭司,是反映‘未来’投射到‘现在’之上的巨影之明镜;是表现了连自己也不解是甚么之文字;是唱着战歌而不知晓何所激发之号角;是不被推动却推动一切之力量,诗人是世间未经公认的立法者。 正如郭绪全先生在《欧洲诗学灵感说的历史发展》 当然,浪漫主义的灵感说并非是对过去所有的灵感理论的简单继承,而是在与古典主义的斗争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因此在灵感问题上它反对古典主义理性的规则与教条,强调诗人的主观能动性,强调天才的自由创造,认为艺术的灵感来自诗人的天才而非神灵的凭附,这是浪漫主义“天才灵感“说的重要标志。 十九世纪下半叶,随着叔本华的“唯意志论”、“悲观主义”,尼采的“权力意志学说”以及柏格森的“生命哲学”的相继诞生,整个西方世界掀起了一股反理性的唯心主义哲学思潮。在这一思潮的影响下,艺术创作的动力与特点,被看成是由于意志或欲望得不到满足而产生的本能冲动。这种非理性的艺术理论,将柏拉图迷狂说中的非理性思想,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并与后来的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合流,成为西方现代主义文论的主要理论基础。 2. 苦思和妙悟的诗思 中国古代文论从未直接使用过“灵感”这一术语,但当中并不缺少对灵感问题的思考,陆机的“天机说”、刘勰的 “神思论”、严羽的“妙悟说”均是与西方的“灵感说”极为相近的艺术创作理论。这些理论所探讨的都是艺术创作过程中那种毫无征兆、突如其来的“文思如泉涌”、“下笔如有神”的灵感状态的问题。 西晋陆机在《文赋》中就曾将灵感状态描述为:“来不可遏,去不可止,藏若景灭,行犹响起。方天机之骏利,夫何纷而不理?” 南朝刘勰《文心雕龙·神思》中“夫神思方运,万涂竞萌”,讲的同样是灵感问题。处于灵感中的创作者必定思如泉涌,这种状态使创作者“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吟咏之间,吐纳珠玉之声;眉睫之前,卷舒风云之色;其思理之致乎,故思理为妙,神与物游。” 唐代皎然在《诗式》中曾云:“有时意静神王,佳句纵横,若不可遏,宛如神助。”这与陆机形容天机的“来不可遏,去不可止”有异曲同工之妙,但皎然认为天机的获得是苦思的结果,“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取镜之时需至难、至险”才能“始见奇句”。 北宋苏轼对灵感现象也有深刻的体会,他的《书蒲永生画后》就记载了宋初画家孙知微在作画时的情形:“始,知微欲于大慈寺寿宁壁作湖滩水石四堵,营度经岁,终不肯下笔。一日,仓皇入寺,索笔墨甚急,奋袂如风,须臾而成,作输泻跳蹙之势,汹汹欲崩屋也。” 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