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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形势下我国校园暴力预防与治理法律体系的构建 世界上很少见校园暴力。中国的大学、中学和小学也很容易受到伤害。尤其是在小学。新中国建立后此种现象曾得到有效遏制,但近年来各类有关校园暴力的新闻屡见报端,甚至有个别事件的性质之恶劣、手段之残忍,已经超出公众对于校园暴力的惯常认知,达到了令人咋舌的地步。这一现象起初受到新闻媒体的关注,之后逐渐引起了学界的重视和反思。在2016年的全国两会上,校园暴力成为热门话题之一。校园暴力的发生与治理,涉及到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环境、心理治疗等多个层面,笔者试以法律为视角,首先从制度层面分析校园暴力之所以在近年来呈现扩大化、严重化趋势的制度缺位,其后以此为基础探讨相关制度完善的国外立法实践与构建我国校园暴力治理法律体系的理论思考。 一、 校园暴力的严重化趋势 校园暴力通常指的是那些发生在学校之中或周边的师生之间、学生之间以及非学校人员对学校师生所实施的暴力行为,有时此类暴力行为也会发生在远离学校的区间,但当事人或为师生或为同学及其亲朋好友。与校园内外常见的学生之间追逐打闹相比,校园暴力具有如下特征:首先,暴力行为的严重程度高;其次,施暴者的主观恶性较强;再次,受害者精神方面的损害较大。 校园暴力现象在新中国成立至“文革”之间曾经得到有效遏制,“文革”结束之后,随着我国各类层次教育秩序的恢复,校园暴力虽然又再次出现但态势尚不严重。但是近年来校园暴力不仅发生频繁而且程度明显呈现严重化趋势:第一,校园暴力的施害主体和受害主体的年龄往前伸展。据有关调查,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年龄较以前平均提前了2-3岁,2002年上半年与2001同期相比,18岁以下青少年犯罪上升了大约120%,14岁以下的青少年犯罪上升了大约280%。信息传播媒介的发展,使得信息的传播更加快捷,加之复杂的社会环境,青少年早已不如以前单纯,心理成熟年龄提前。第二,团伙性、规模化的暴力事件增多。西北政法大学教育法治研究中心执行主任管华在对媒体曝光的51个校园暴力事件进行梳理后,发现其中37个案件均为以众欺寡。当施暴者处于一个集体中时,会降低其实施暴力行为的愧疚感,且由于“法不责众”的认识,会认为自己的行为很难会得到惩罚,因而,更可能着手暴力;第三,冲动性暴力行为减少,计划性暴力行为增加。部分施暴者非因法制意识淡薄而着手施暴,其在施暴之前往往知道如此作为的后果如何,学校、教育部门和司法部门遇到校园暴力,总是抱着“大事化小,小事化无”的态度,施暴者在事后的惩罚轻微甚至没有。正是因为违规违法成本低,所以校园暴力事件时有发生;第四,施暴形式多样化。其已不限于棍棒殴打等肉体暴力,还包括以羞辱、排挤他人、降低他人人格尊严为目的的精神暴力。盘点2015年发生的校园暴力,可以发现各种形式的校园暴力,例如,掌掴、强迫下跪、扒衣、饮食秽物等。这些暴力行为常常带有极其鲜明的侮辱色彩,施暴者通过上述的暴力手段获得精神上的快感,使受害者在形式繁多的校园暴力中一次次地忍受着精神上的煎熬。 面对发生日益频繁、程度日益严重的校园暴力,我们不得不反思我国现有法律构建的预防和惩治校园暴力体系的现状及其运行效果。 二、 预防和制止校园暴力行为的法制建设树立了良好的法律体系 进入新世纪后,我国立法机关及政府逐渐意识到校园安全之于教育事业的重要性,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及政策文件,但在相关的法律法规及政策文件中,从未出现关于建立校园暴力治理体系的内容,甚至连“校园暴力”这四个字都难以得见。需要注意的是,2006年7月17日提请全国人大审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修订草案)》中,曾有“学校应当建立校园安全制度,预防和制止校园暴力以及其他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行为,保障未成年人的安全”的规定。但遗憾的是,在后来正式审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中,上述内容被予以删除。这一变化虽然在国家立法层面显得微不足道,但却凸显出我国立法机关对待校园暴力预防法制建设的态度,也使我国校园暴力预防法律体系付之阙如的状态未能得到改变。 虽然在预防校园暴力立法方面尚存空白,但对于惩治校园暴力行为的立法却早已出台并在实践中取得了一定成果。例如:《未成年人保护法》确立了我国以“教育、感化、挽救”为方针和以“教育为主、惩罚为辅”为原则的未成年人犯罪政策;《刑法》中关于未成年人刑事责任承担的规定;《刑事诉讼法》专门设立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一章。但是,由于上述立法并非专门针对校园暴力问题,其在实施过程中暴露出了一些问题: (一) 未成年人身份的施暴者 《未成年人保护法》确立的“教育、感化、挽救”方针和“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原则在司法实践中,往往是保护了未成年的施暴者,牺牲了同龄的受害者。施暴者利用其作为未成年人的优势身份,逃脱法律的制裁,而未成年的受害者却无法在其未成年人的身份上获得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