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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初黄学大师文学思想研究述评 唐初历史学家的文学思想主要体现在八书之说和闭盘之说的序言和赞美部分。历代学者对此进行了深入研究。然而，从上一代科学家的研究成果可以看出，对唐初学者文学思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这些分散理论和赞美的总结和总结，其中的文学思想主要包括什么内容以及“南北文学的优势”的倡导上，很少有人关注其文学思想的开放式和包容性。这种开放性和包容性不仅是在前人思想基础上的超越和突破, 同时也为唐代文学的未来规划了“合南北文学之长”的宏伟蓝图, 为整个有唐一代文学的繁荣与发展做出了积极准备。现将个人观点罗列如下, 以求教于方家。 一、 文学或文学功能的重视 在论及文学的功能问题时, 历来存在着两种倾向——一种观点以先秦及两汉传统儒家文学思想为代表。这种观点认为文学的主要功能在于对百姓的政治教化。从先秦孔子“兴观群怨”的诗教主张到《诗大序》“经天地, 成孝敬, 厚人伦, 美教化, 易风俗”之观念, 无不是基于文学对百姓的政治教化作用而来。另一种观点则充分注意到文学自身的审美特点, 将文学与政治分开讨论。从曹丕《典论·论文》以文章为“不朽之盛事”到陆机《文赋》之“诗缘情而绮靡”, 以及钟嵘《诗品》中提出的“文已尽而意有余, 兴也”均是从文章自身所具有的审美特点和艺术特点出发而论。唐初史家们在论及文学功能这一命题时, 首先强调的亦是文学的政治教化作用, 如《隋书·文学传序》云: 然则文之为用, 其大矣哉!上所以敷德教于下, 下所以达情志于上, 大则经纬天地, 作训垂范, 次则风谣歌颂, 匡主和民 又如《周书·王褒庾信传论》云: 两仪定位, 日月扬晖, 天文彰矣;八卦以陈, 书契有作, 人文详矣。若乃坟索所纪, 莫得而云, 典慕以降, 遗风可述。是以曲阜多才多艺, 鉴二代以正其本;阙里性与天道, 修六经以维其末。故能范围天地, 纲纪人伦。穷神知化, 称首于千古;经邦纬俗, 藏用于百代。至矣哉!斯固圣人之述作也 又如《晋书·文苑传序》云: 移风俗于王化, 崇孝敬于人伦, 经纬乾坤, 弥纶中外, 故知文之时义大哉远矣 由以上所引材料可见, 唐初史臣在论及文学功能的问题时, 首先强调的仍然是文学的政教作用。这与传统儒家文论中所强调的“经天地, 成孝敬, 厚人伦, 美教化, 易风俗”是完全一致的。笔者认为, 唐初史家对文学政治教化功能的再次强调虽系因袭前人旧说, 并无新意;然考察六朝以降的各家的文学理论主张及创作实践可见, 六朝的文学思想在“缘情”一路上走得过偏, 将文学的娱乐功能发挥到了极致——这种现象反映在文学理论上以梁元帝之“文章且须放荡”为代表, 而反映在创作实践上则是梁、陈时期宫体诗的风靡一时。因此, 唐初史臣面对前朝出现的这一情况来强调文学政教功能的重要性, 可以视为对这一现象的纠偏和对前朝文学理论、文学现象的反思。恰如王运熙、顾易生二位先生在《中国文学批评史新编》中指出的那样, 这种对文学政教功能的强调和突出“反映了新建立的大一统封建王朝为自己的统治服务的迫切要求” 原夫文章之作, 本乎情性。覃思则变化无方, 形言则条流遂广 又如《南史·文学传论》曰: 文章者, 盖情性之风标, 神明之律吕也。蕴思含豪, 游心内运, 放言落纸, 气韵天成 萧子显在《南齐书·文学传论》中即称文学为“性情之风标, 神明之律吕”, 而由以上所引材料可见, 唐初史学家们显然继承了南朝文论家以性情为文学之本的观点, 承认文章是“本乎性情”之作。不仅如此, 唐初史家对文学缘情体物之功能的认识亦表现在其对“发愤著书”之说的认可上, 如魏征在《隋书·文学传序》中所言: 或离谗放逐之臣, 途穷后门之士, 道轗轲而未遇, 志郁抑而不申, 愤激委约之中, 飞文魏阙之下, 奋迅泥滓, 自致青云, 振沈溺于一朝, 流风声于千载, 往往而有。是以凡百君子, 莫不用心焉 由此可见, 唐初史臣对这种有违“温柔敦厚”之旨的“志郁抑而不申”是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的。这样的文学思想亦可视作对传统儒家“发乎情, 止乎礼义”之说的突破。综合以上论述可见, 唐初史臣在论及文学的功能问题时, 既强调文学的政治教化作用又突出其应有的艺术特征, 既肯定文学是“本乎性情”的产物, 又并未如六朝文论家那样, 将文学的娱乐功能强调到极致, 表现出一种比较包容、折中的态度。 二、 周延甲的雅尚文言 在如何对待前代作家作品的问题上, 唐初史家们同样表现出了极大的开放性与包容性。张少康先生在《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中指出, 以魏征为代表的唐初史家在论述文学发展的历史过程时“对被王勃视为淫靡文风之源的屈原和宋玉以及极大地发展了‘淫风’的枚乘和司马相如等, 都给了很高的评价” 及金行纂极, 文雅斯盛, 张载擅铭山之美, 陆机挺焚研之奇, 潘夏连辉, 颉颃名辈, 并综采繁缛, 杼轴清英, 穷广内之青编, 缉平台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