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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资本对无酬劳动的吸引与控制 5g、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下一代数字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改变了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促进了经济和社会的数字化转型。以知识和信息为关键生产要素的数字经济，通过深度融合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不仅催生了庞大的新兴产业体系，同时对许多传统经济部门造成颠覆式冲击，全球产业和竞争格局也随之发生深刻变化。2019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为35.8万亿元，占GDP的比重达36.2%,排名世界第二。按可比口径计算名义增长15.6%,高于同期GDP名义增速7.85%,成为新常态背景下中国经济换挡提质的重要支撑。而世界排名第一的美国，2019年数字经济规模为13.1万亿美元，约占其GDP的60%, 依托信息技术的创新与迭代，数字经济以其平台性、虚拟性和共享性，突破了传统经济的时空界限和资源分布约束，高效集成了社会生产、分配、交换与消费活动，体现了当代先进生产力的实现形式和未来方向。 以知识经济为内涵的数字化生产方式不再需要生产资料以物质形态、劳动者以现场形态出现， 一、 人的本质活动 劳动是人类社会各种经济活动的基础。作为人的本质活动，马克思认为劳动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 数字经济和数字劳工的融合发展 数字经济衍生出了平台经济、共享经济与自助服务经济等多种新的产业组织与商业业态，以实现生产方式的数字化转型。从更微观的角度来看，所谓转型其实是资本在要素配置、组织结构、资本流动等方面做出的适应性调整，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劳动的适应性创新。 一是雇佣劳动替代方案。基于数字技术的社会化大生产加速了劳动分化：一方面是高水平脑力劳动和复杂创新劳动供不应求，另一方面大量体力劳动和事务性重复劳动被边缘化。随着人工智能的迅速发展，甚至许多传统白领、中层管理等知识型劳动岗位也出现了被算法程序替代的趋势。围绕数字生产力的需求，传统的劳动力市场结构正在迅速分化解体。 二是组织框架调整方案。数字经济下，组织结构进一步向平台化、扁平化、虚拟化发展。在数字信息技术的支撑下，无论是产业数字化还是数字产业化，平台型组织都已逐渐成为主流的新社会生产组织形态，具有去中心化、去中介化等特点，能更有效地融合资源并提升市场适应力。高效的信息沟通方式保证了组织扁平化的实现，组织能以较少的管理层级和较小的雇佣规模完成工作任务。组织虚拟化与边界模糊化则可以使企业规避责任，摆脱正式劳务关系框架的法律约束，缩减因支付各类员工最低工资、社会保险费以及缴纳各种税收而产生的巨大成本。 三是空间解决方案。互联网加速了价值链全球化进程，网络化、碎片化的用工方式打破国家与地区边界，通过全球化的劳动力资源配置来完成生产。 基于以上三种解决方案，数字经济衍生出一种新型的无酬劳动形式，即围绕数字化生产体系，在劳动安排过程中将一部分已经边缘化的劳动，进一步替代或降格为无酬劳动并加以利用。早期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罗莎·卢森堡曾预言这一现象，她在阐述自己的资本积累理论时指出，资本主义的发展存在着对非资本主义环境不断侵蚀的趋势，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扩大劳动者的受众面积。 无酬劳动的未来发展 与强调成本控制与效率优先的传统经济不同，数字经济的关键投入要素是具有网络效应、规模效应以及长尾效应等特征的数据、信息以及广泛的外部社会化资源。在这种新的生产方式下，原本界限分明的生产、交换、消费的价值流程被重新建构，不再只是供应链上下游线性传递，不同劳动实现跨时空、跨部门网络化链接。在数字化、网络化社会生产模式下，大量无酬劳动已成为完成价值闭环所不可或缺的环节。 借助于智能传感、移动支付、物联网等技术，无人超市、无人加油站、无人餐厅等大规模的“无人经济”模式正变成现实，而“无人”本质上指的是“无雇佣工人”,配合性劳动还须由提供无酬劳动的消费者来执行。各类DIY商品、自组装产品，本应由供给商提供的终端服务劳动，现在却被巧妙地转换为无酬劳动。一些场景中消费者提供无酬劳动甚至可以获得少量回报，如在参与创意征集、产品设计、广告推荐等活动后获赠的优惠券、打折卡现金红包等，这在本质上可以看作企业给“临时工人”的劳动报酬或补偿，参与者的角色实质上已经变成了厂商的准雇佣员工。总体而言，数字化智能应用程序在很多场景下替代了传统的雇员劳动，但这一过程的实现是以消费者或社会劳动者承接了一部分无酬劳动为前提的。当前这一趋势还在进一步扩大，数字银行、无人工厂等复杂度更高的自助模式要求消费者提供更多更具专业性的劳动。如借助自助平台，消费者甚至自己设计产品，通过3D网络打印实现个性化生产。由此，原本处于终端的用户也被整合进了生产劳动网络之中，成为数字化大生产“整体工人”的一部分，数字资本则凭借其对数据信息等核心资源的掌控，支配整个社会化大生产的运行。 吸纳无酬劳动 支撑数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