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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文人乐府制作的规律及特殊现象 魏晋南北朝的作家杜乐，继承了两汉时期的音乐，新内容和新形式都出现了。在宋人郭茂倩所编《乐府诗集》十二类中, 魏晋南北朝乐府创作的分布情况如何, 文人乐府创作的分布状况如何, 文人乐府创作与文人诗创作的关系如何, 等等, 这些问题至今未有系统的计量分析。今据《乐府诗集》, 辅以《宋书·乐志》、《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等相关部分内容, 制九表, 分列如下, 并对上举问题略作说明。 一、 西晋社会上的文人结构 魏氏三祖, 皆曾造乐。魏武帝曹操虽未称帝, 然由于封为魏王, 宗庙祭祀亦当用乐。《宋书·乐志》言曹操用杜夔、邓静、尹商、尹胡创定雅乐。时左延年善为新声;宋容华善为但歌。又载:“ (魏文帝黄初时) 其众哥诗, 多即前代之旧;唯魏国初建, 使王粲改作登哥及《安世》、《巴渝》诗而已。” 通过表一, 我们可以发现, 韦昭为吴人, 所作鼓吹为吴鼓吹;缪袭创制鼓吹发生于何时, 已不可知, 可能即在魏明帝制礼作乐的时期;王肃郊庙12篇乃为私制, 《宋书·乐志》认为其“不被歌”, 其制作背景已不太清楚, 极有可能亦是在明帝制乐时所献, 亦不排除为晋国所制的可能, 由于歌诗未存录下来, 难以断定。若将此三人排除在外, 则三曹与王粲, 这四位作家当是其时最具有代表性的诗人, 同时也是那一时期乐府创作最为丰富的人物。 晋武帝司马炎即位后, 在曹魏音乐基础之上开始制作一代新乐。时参与者除陈颀、郭琼、荀藩、孙氏、宋识、陈左、列和、郝索、朱生等人外, 最为显著者当为傅玄、张华、荀勖和成公绥等四人。陈颀诸人, 无一人有乐府作品存世, 原因或是因为他们为礼乐之士, 其制作主要在制曲和礼仪上;而傅玄等人则是当世之著名文士, 制作歌诗的任务自然落到了他们身上。 通过表二可以获知, 除傅玄等四人外, 此一时期乐府创作数量高居前位的还有陆机。傅玄等四人的制乐, 可以从郊庙、燕射等方面清晰地辨认出来。而他们文人诗写作的数量和质量亦当引起足够的重视。尤其是傅玄和张华, 他们是西晋一朝文学的开启者, 奠定了西晋前期颂赞文学的基本格局和繁缛文风的基本导向, 对于太康文学的发展起到了开疆辟土的功效。然而, 传统文学史研究者对于他们往往缺少应有的重视。陆机虽未能参与到晋初的制乐活动, 然而从他在相和和杂曲两方面的高产数量 (相和29篇, 杂曲7篇) 也可以见出所受乐府制作的巨大影响。陆诗一方面可以见出其规摹旧题的模拟作风, 一方面亦可以见出陆机深受时代风潮的影响。在所谓的三张二陆两潘一左的太康作家中, 陆机被誉为“太康之英”, 亦当是其深受时代风潮影响或是与其引领时代风潮有着必不可分的关系。 东晋乐府制作存世较少, 与宋世之乐部分承东晋之旧而使晋乐大多归于宋世存在着一定关系。刘宋开辟, 乐府制作于武帝、孝武帝两朝亦尤可注意。在两朝中, 皆十分注重制礼作乐。据《宋书·乐志》载, 宋武帝时, 太常郑鲜之等八十八人各撰立新歌, 黄门侍郎王韶之所撰歌辞7篇。又云“黄门侍郎王韶之立三十二章, 合用教试”。还有钟宗之、奚纵参与制乐。孝武帝时参与议乐者有荀万秋、刘诞、刘宏、颜峻等五十多人。武帝、孝武帝两朝, 制乐规模当是巨大的。只是甚为可惜的是, 郑鲜之等人所制新歌未能保存下来, 王韶之所制亦只存15篇。在表四中, 我们虽然看不出参与制乐与文人乐府的直接对应关系, 然而刘宋制乐的实际影响却是不能忽视的。值得注意的是, 《乐府诗集》载有清商曲辞吴声歌曲子夜歌42篇 (晋宋齐辞) 、子夜四时歌75篇 (晋宋齐辞) 、上声歌8篇 (晋宋梁辞) , 虽未具体题为何代之辞, 然而既为晋宋以来相沿, 则晋宋以来之采诗或制作可以知晓矣。考江左清商称名始于东晋沈充, 则东晋清商文人制作当处于起步阶段, 至刘宋, 江左清商文人制作有所发展, 如宋武帝即有清商5篇、鲍照有清商9篇, 吴迈远有清商1篇。即使如此, 江左清商至齐, 文人制作亦仍不发达。真正文人清商制作的高峰要到梁代才到来。这么说, 并不是认为南朝制乐对于文人的影响至梁代方始。 在表四中, 我们可以发现, 在乐府存诗达10篇以上的人员中共有7位, 其中何承天鼓吹乃为私造, 王韶之、颜延之、谢庄乃为参与制乐人员, 馀者3人皆为彼时一流诗人。这也可以见出, 参与制乐与否, 并不是文人乐府诗创作的决定要素, 乐府歌诗的影响开始遍及到普通文人的创作上来。在此三人中, 鲍照在当时民间又是最具影响力的人物。通过表四, 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 鲍照在清商、舞曲、琴曲、杂曲、杂歌方面的制作于此一时期皆位居第一, 相和仅次于谢惠连。特别是杂曲、杂歌的大量创作, 反映出鲍照对于乐府歌诗乃至民歌的学习, 从中亦可窥见鲍照“险俗”风格的音乐来源。 齐武帝永明年间, 当为南齐制乐最为兴盛的时期。当时一流诗人王融、谢朓、江淹皆参与了制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