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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剥削不正义的三种论证及其理论困境 一、 剥削不正义性：工人具有自愿为资本家工作的意愿 剥削是马克思资本主义理论的核心概念。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研究中，人们更多关注剥削的根源、表现和克服等经验性问题，而较少从规范性的道德层面追问剥削正义与否。然而，在新兴于20世纪70年代的英美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剥削的不正义性却成为一个重要主题，并引发了一场涉及众多学者的广泛争论。这一学术现象与三个因素有关：一是当代英美马克思主义者致力于在世界资本主义新形势以及自由主义话语兴盛的背景下继续推进资本主义批判；二是当代英美道德和政治哲学传统的复兴使英美马克思主义者更多地介入关于正义、平等、自由等规范问题的思考；三是作为英美马克思主义主要流派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对包括剥削理论在内的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清晰的重构，要求排除模糊性，为剥削的不正义性找到明确的规范依据。 长期以来，剥削的不正义性似乎是不证自明的。虽然人们在直觉上会同意赖特的这一说法：“把一种社会关系描述为剥削性质的就是谴责它对被剥削者是有害和不公正的”， 在当代关于剥削与正义问题的讨论中，一些学者直接否定了马克思主义对于剥削不正义性的有效论证。其中争议最大的当数美国学者艾伦·伍德的观点。1972年，伍德在《马克思对正义概念的批判》一文中提出了“资本主义剥削对马克思来说并非不正义” 在当代政治哲学的光谱上，诺齐克以其对平等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反对站在马克思主义的对立面。在其著作《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中，他反驳马克思主义论证剥削不正义的有效性。他论证道，根据马克思的剥削理论，剥削之所以存在，是由于工人没有生产资料，而他们要生活就必须向资本家出卖劳动力，因此剥削的前提是工人被迫为资本家工作。但当今工人却并非完全没有生产资料，而且他们可以选择在生产资料公有的劳动部门进行工作。而由于效率、激励和投资偏好等问题，公有部门必定没有私有部门收入高，因而工人还是选择在私有部门工作，久而久之，就会出现一个只剩下私有部门的社会（即资本主义社会）。换言之，在资本主义社会，工人是自愿为资本家工作的。而“在一个工人并非被迫同资本家打交道的社会里，对劳动者的剥削就不会存在”。 一面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剥削理论明晰性的怀疑，一面是当代自由主义话语对剥削合理性的论证，在这种背景下，以“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为主体的英美马克思主义学者深感应当强化对于剥削的规范性研究，尤其是从道德哲学的角度探究剥削的不正义性。罗默开宗明义地宣布，“只有在诉诸正义概念时，剥削理论才具有让我们感兴趣的理由”。 二、 剥削非正义的实质在于生产劳动过程 马克思主义理论究竟诉诸何种规范原则来批判资本主义剥削的不正义性？对于罗默、莱曼、科恩等当代英美马克思主义者而言，这一工作既需要梳理创始人马克思的原始论述，也需要用他们所服膺的文本分析、语义分析、模型建构等现代研究方法对马克思的思想进行澄清和重构。总的来看，他们提出了三种不同的论证路径来确证剥削的不正义性。 第一种是罗默提出的基于生产资料初始分配不平等的论证。罗默是当代美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他用现代经济学的方法构筑了一种适用于多种社会形态的、普遍意义上的剥削理论，这一理论既全面又富有争议性，构成了大多数当代马克思主义者介入剥削问题研究的切入点。由于受到当代西方经济学质疑劳动价值论的影响，罗默主张放弃以往从生产劳动过程来考察剥削的理论路径以及资本家占有工人剩余劳动的剥削定义，转而从关于生产资料的财产关系或分配关系来审视剥削的不正义性。他论证的依据是：首先，马克思剥削理论的核心在于对私有财产制度的批判，正是因为私有财产制度，才导致有产者对无产者的剥削，劳资双方的劳动交换关系只是资本主义生产资料占有关系转化为巨大不平等收入的一种途径和手段，因此资本主义剥削的核心并非雇佣劳动，而应当在于不平等的财产关系。当马克思主义者考察资本主义的不正义时，重点并不在于生产劳动过程中发生了什么，而在于此前决定着阶级、不平等的财产关系。其次，用现代经济模型可以证明，在不存在劳动交易的情况下仍然能产生剥削和阶级， 第二种论证是由当代美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莱曼在反对罗默的意义上提出的，他反对放弃经典的劳动剥削论证，主张从雇佣劳动中包含的强迫、无酬等不公正特征来论证剥削的不正义性。莱曼认为，罗默将剥削的不正义归结为财产分配的不正义，这远离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质。马克思所说的剥削本质上是一个由社会生产制度造成的社会关系问题，而非仅仅是狭隘的财产分配的问题，剥削的不正义性就在于它涉及的社会关系的不正义。莱曼承认，剥削理论若只关注资本家占有工人的劳动成果或劳资之间的不平等交换是不够的，但马克思并非只关注这些，他更强调劳资之间的不平等交换是强迫的，重点不在于资本家占有工人的劳动成果，而是占有工人的劳动。工人被迫为资本家劳动，并被迫放弃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