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控制与企业税收负担来自流转税的经验证据.docxVIP

政府控制与企业税收负担来自流转税的经验证据 一、 国企实际工作的回顾 科尔尼指出，社会主义国家政府在国有企业中有不同程度的“父权制”，这通常反映在垄断制定、税收制度、免费资金、信贷制度、投资和融资等“软预算约束”方面。已有研究表明我国非国有企业在行业准入、银行信贷、政府补贴等方面都受到了“所有制歧视” (陈斌等, 2008;江伟和李斌, 2006;方军雄, 2007;陆正飞等, 2009;潘越等, 2009等) 。但是在税收制度方面, 非国有企业有无受到“歧视”, 各方观点却远未达成一致。郑红霞和韩梅芳 (2008) 发现国有上市公司更倾向于保守的税收筹划行为, 所得税实际税率高于民营上市公司;吴联生 (2009) 发现公司国有股权比例越高, 企业所得税负担越重。而曹书军等 (2009) 发现在非税收优惠区域, 央企所得税负担较低, 地方国企与非国企所得税负担较高, 且两者差异不大。由此可见, 政府控制究竟对企业税负产生了何种影响, 这仍然是一个有待检验的问题。 我国现行税制是在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中确立的。分税制改革重新收回了1980年代下放给地方政府的大部分财政权力, 促使地方政府通过“税收竞争” (沈坤荣和付文林, 2006) 或“税收攫取” (周雪光, 2005) 来缓解财政困境。国有企业由于产权原因, 天然具有与政府的紧密政治联系, 游说能力较强。并且, 由于国企通常替政府承担着一定的社会责任, 政府也会给予国企更多的优惠政策作为补偿 (Wu et al., 2012) 。因此, 国企在地方政府税收竞争中更容易寻求税收优惠和宽松的税收征管环境, 同时也更有能力避免政府税收攫取。因而, 国企的税负应当较非国企低。而且, 我国目前高度集权的财政体制下, 地方政府财政状况大多较为拮据, 且层级越低, 财政收支压力越大。地方国企由于受地方政府的控制较强, 比央企更容易受到地方政府的税收攫取, 因而地方国企税负应高于央企, 且政府层级越低, 其控制的国企税负越高。 以2003-2006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 我们检验了不同性质最终控制人企业的税负状况。由于在我国目前的税制和经营环境下, 流转税实际上构成了企业税负的主要部分, 我们建立了一个基于企业税费现金流的税负指标, 将流转税纳入企业税负考虑范围。研究发现非国有上市公司税负显著高于国有上市公司, 意味着我国非国企在税收上也受到了“所有制歧视”。国有上市公司中, 央企税负低于地方国企。省级国企税负较低, 与央企税负差异不显著。市级国企税负较高, 与非国企税负相比差异不显著。 此外, 我们将企业税负分为两部分:税费支付和税费返还, 发现国企税收返还总体上高于非国企, 但是税收支付差异不显著。说明本文的研究结论主要源于政府对企业的税费返还。我国企业税费涉及的税种主要是增值税、营业税、所得税。我们分别考察了企业这三类税负, 发现国企增值税税负低于非国企, 但营业税、所得税税负差异不显著。意味着本文的研究结论主要源于企业增值税税负差异, 这也说明企业税负研究仅关注所得税是不合适的。 本文主要在以下方面对已有研究做出了贡献: (1) 本文考察了政府控制对企业税负的影响, 发现我国非国有企业在税收上也受到了“所有制歧视”, 为科尔奈 (1986) 提出的政府父爱主义理论提供了税收方面的证据, 同时也丰富了政治关系对企业税负影响的研究文献; (2) 本文提出了一个新的企业税负衡量指标, 将流转税纳入企业税负考虑范围。新的税负指标将使我国企业税负研究更全面, 更有指导意义; (3) 已有研究大多忽视了不同层级政府控制的国企之间税负的差异, 本文将国企按其最终控制人政府层级分为三类, 更清晰地反映了政府控制对企业税负的影响; (4) 本文为低层级政府控制对企业价值的负面影响 (夏立军和方轶强, 2005) 提供了一个解释, 也为财政集权导致地方政府行为从“援助之手”到“攫取之手”的转变 (陈抗等, 2002) 提供了新的证据支持。 本文其余部分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为理论分析与假设提出;第三部分为研究设计与样本选择;第四部分为实证检验结果与稳健性检验;第五部分为本文研究结论。 二、 税收征管中的政府作用 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是一次带有“明显集权化倾向”的财政改革 (周飞舟, 2006) 。经过改革, 中央政府重新收回了1980年代逐步下放到地方政府的大部分财政收入权力。然而, 此次改革并没有调整中央和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结构, 地方政府仍然承担了大部分地方公共产品支出, 使得分税制以来地方财政收入和支出间出现巨大的缺口。在不可能降低财政支出的情况下, 增加财政收入成为地方政府弥补收支缺口的唯一选择。税收收入作为财政收入中比重最大、质量最高的构成部分, 自然是地方政府重点关注的对象。 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