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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文本中的法律原则在个案审判中的可诉性 我们通常提到的“法律程序”不是基于法律规则，而是基于法律法规的程序。对司法实践中个别援引法律原则作为判决依据的案件,学界多给予批评。笔者认为,明文规定在法律文本中的法律原则作为法律规范的组成部分具有在个案中的可诉性,笔者将从法律推理逻辑形式的角度,进一步描述法律原则的适用过程。 一、 法律条文中明确规定的法律原则具有可诉性 对于什么是法律原则,学界有不同的认识。我国台湾学者黄茂荣先生认为法律原则有三种存在形态:(1)作为法律明文规定的原则,是指直接存在于宪法、其他制定法甚至习惯法之中的原则规定;(2)作为法律基础的原则,这类原则并不以原则的形态已经被宪法或其他法律所明确规定,而是宪法或其他法律的规范基础;(3)作为法哲学基本价值的法律原则,这些原则既不在宪法或其他法律的明文规定中,也不能从宪法或其他法律规定中推导而出。这些原则高居于法律之上,给予现代法制国家对于法律基本价值的要求而有可规范上的意义,诸如正义、自由、公平、秩序等。 笔者将要论述的也就是黄茂荣先生列举的第一种形态在司法审判中的适用问题。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法律条文中规定的基本原则很多都是道德原则的法律化,模糊了法律和道德的界限,尤其在民事法律领域尤其如此,我们在评论具体案件适用了某法律原则时,不要动辄批评法官以道德裁判法律、充当道德卫道士,近而大肆质疑是法律外的某种因素(如腐败、法官素质)等主导了判决结果。正如有学者指出,既然公序良俗等法律原则规定已成为明确的法律条文,我们就不应仍把目光局限在其道德性的一面,而对其法律规范性于不顾。在我国成文法的条件下,对于法律条文中已明文规定的法律原则,只要法官在适用时有充足依据表明下位法律条文适用将违反法律原则体现的价值规定,就可“以法律为准则”作出的判决,我们应慎用泛道德化、道德卫道士等批评。 法律原则之所以可作为司法审判的依据,是因为我们应当树立这样的观念,即法律原则与法律规则都是法律规范的构成来源。忽略法律原则的地位而认为法律规范的来源只包括法律规则的观点是片面的;同作为法律规范的来源,法律规则的含义是明确的,具有清晰的构成要件和法律后果,而法律原则不具有此种特征。也正因为如此,学界一般否定法律原则在个案中的可适用性。笔者认为,在法律条文中有明文规定的法律原则具有可诉性。在个案中,在具体条文规定不符合法律原则的价值取向时,可直接引用法律条文中规定的法律原则构建大前提,作出判决。 第一,法律原则的可诉性来源于法律原则在法律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我国采取的是潘德克吞模式的立法,在法律总则部分规定该领域应遵守的基本原则,对相应领域的法律规定起着统帅的作用,具体规定应与总则部分的基本原则保持一致,不能出现体系矛盾。但我们注意到的是,当法律针对个案进行调整时,我们往往发现适用具体条款的结果与法律原则的价值取向存在矛盾。也就是说,具体法律条文与法律原则条款的冲突属于动态冲突,是针对个案调整时才发生的冲突。笔者认为,无论静态的情况下还是动态的情况下,总则部分规定的基本原则都应成为具体法律条文的统帅,成为具体条文价值妥当性的依据。法律是社会关系的调节器,徒法不能以自行。只有在条文的规定通过对具体社会关系的调整转化为现实的法律秩序时,法律才有其意义。 第二,我们强调法律原则的明文规定也同样应适用于对具体案件的规制,是因为我们希望通过法律原则的广泛涵括性,弥补具体条文规定的适用可能导致个案不公正的弊端,从而充分实现法律公正的目的。当今时代,由于立法者预见的局限性、社会关系变革的无法充分预期、法律语言的模糊性以及立法技术的局限,世界各国都不再奢求对于发生的个别案件,能在现成的法律条文中找到答案,也不再奢望法官成为适用法律的“机器”。在放弃“概念天国”幻想的同时,我们却不能放弃通过法律调整实现公正的梦想。为弥补具体条款规定的不足,世界各国都普遍在总则部分规定下了基本原则,其目的在于通过法律原则特有的灵活和广泛涵括特征,实现社会公正。对特定领域进行法律调整的法律部门,在总则部分的原则规定,总是该领域正义理想的具体化。在个案中,适用具体条文时,只有用总则部分规定的原则进行检验,摈弃违反原则体现价值取向的具体条文,我们才能实现该领域的法律公正。试问我们只认可法官简单套用具体条文的规定,但却看不惯法官依照法律原则体现的价值取向来实现判决的妥当性,这样与要求法官是适用法律的“机器”有何区别我们期待法律原则实现社会公正的目的又如何能够实现呢 第三,我们必须认可法律原则的可诉性,在于我们在法律解释时必须坚持这样的观点,即我们应使法律条文的每一个条款都有其适用的效力,即个案的事实应接受所有有关条款的检验而不能简单忽视某个条款。1840年,在谈到美国宪法解释时,美国最高法院首席法官罗杰·泰勒说:“在解释中,必须赋予美国宪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