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书纪年》所见《羌简羌周书》考述.docxVIP

《竹书纪年》所见《羌简羌周书》考述 《清远集》14卷，从25岁到29岁不等。周人在收集胜利后返回昭静文台室进行“喝”仪式，主要内容发表。许多学者已着手《耆夜》的研究, 但他们“戡黎的西伯是武王, 而不是文王”、“周公是《诗经·蟋蟀》的作者”的观点, 虽然非常新奇, 但与传世文献存在明显分歧, 因此其可信性尚需仔细梳理。 我国上古的礼仪制度主要见于《周礼》、《仪礼》、《礼记》 (简称《三礼》) , 清华简《耆夜》所存饮至礼竟为《三礼》所未收, 可补上古礼仪之失, 弥足珍贵。欲研究清华简《耆夜》价值, 必须先确定其年代, 清华简《耆夜》为经史之书, 成书存有西周、春秋、战国三种可能性, 传世文献缺少可以直接对应的参照, 且先秦时期尚未形成固定的避讳制度, 因此断代问题是清华简《耆夜》研究中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 希望我们对《耆夜》成书年代的研究, 能引起大家的注意, 不断把清华简《耆夜》成书问题研究推向深入。 一、 武王“黎”,即黎国,或黎阳也 《尚书·西伯戡黎》说:“西伯既戡黎, 祖伊恐, 奔告于王。”在兴周灭纣的战争进程中, “戡黎”的西伯是文王还是武王, 千百年来一直是学界聚讼不已的学术公案。《史记·周本纪》说:“ (文王) 明年, 伐犬戎。明年, 伐密须。明年, 败耆国。殷之祖伊闻之, 惧, 以告帝纣。纣曰:‘不有天命乎?是何能为!’明年, 伐邘。明年, 伐崇侯虎。而作丰邑, 自岐下而徙都丰。明年, 西伯崩, 太子发立, 是为武王。”司马迁认为武王即位在戡黎之后, “戡黎”的西伯是周文王。汉代的学者, 如孔安国、郑玄、王肃等, 皆力主此说。 自宋代始, 学者始提出异议, 吕祖谦说:“文王有君人之大德, 有事君之小心。纣在上为恶日増, 文王在下修德日盛, 殷之所以咎周也。黎之地近王畿而辅纣为恶者, 武王不得已而戡之。”元代吴澄《书纂言》说:“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 以服事殷, 决不称兵于纣之畿内。”吴澄以《论语·泰伯》“三分天下有其二, 以服事殷”为据, 说文王不可能做出称兵天子邦畿的大逆不道之举。其他学者如胡宏、薛季宣等, 认为文王去世后, 武王嗣任西伯, 为维护文王的圣王形象, 坚持戡黎的西伯是武王, 否认文王戡黎。 清华简《耆夜》说:“武王八年, 征伐耆, 大戡之, 还, 乃饮至于文大室。”李学勤、沈建华等学者认为耆即《尚书·西伯戡黎》之黎国, 位于今山西长治市黎城县, 他们以清华简《耆夜》为依据, 推翻《尚书大传》、《史记》等书记载的“文王戡黎说”, 为宋儒“武王戡黎说”找到了新的证据。王鹏程等学者则持不同意见, 他们以今本《竹书纪年》为依据, 提出“二次戡黎说”, 认为文王与武王所勘之黎不同, 文王征伐的是耆国, 在今山西上党一带, 清华简所载武王所戡为“黎”国, 为纣都朝歌附近的“黎阳”, 位于今河南浚县一带, “耆”、“黎”同属脂部字, 汉代以后注疏常将二者混淆, 将潞州“耆”国和卫州“黎”国混为一谈, 这是造成后世误读“西伯戡黎”的根源。 《史记·周本纪》说:“明年, 伐犬戎。明年, 伐密须。明年, 败耆国。”上博简《容成氏》说:“于是乎九邦叛之, 丰、镐、郍、、于、鹿、耆、崇、密须氏。……文王于是乎素端褰裳以行九邦, 七邦来服, 丰、镐不服。文王乃起师以向丰、镐。”上博简《容成氏》“文王平九邦”中明确肯定有耆国, 与《史记·周本纪》相互印证, 文王戡黎的说法是不能轻易否认的, 但清华简《耆夜》却说“武王戡黎”, 因此王鹏程等学者的“二次戡黎说”, 认为文王戡伐的是耆国, 武王戡伐的是黎国, 将黎国定在纣都朝歌附近的黎阳(1), 极大地弥合了清华简《耆夜》与《史记·周本纪》、上博简《容成氏》之间的紧张矛盾, 比简单依据清华简《耆夜》, 否定《史记·周本纪》“文王戡黎”的做法更为可取。 “二次戡黎说”表面上看能自圆其说, 其实却隐藏着难以解决的矛盾, “二次戡黎说”的主要依据是今本《竹书纪年》, 我们将相关语句引述如下: (帝辛) 三十四年, 周师取耆及邗, 遂伐崇, 崇人降。 (帝辛) 四十一年春三月, 西伯昌薨。 (帝辛) 四十二年, (原注:周武王元年。) 西伯发受丹书于吕尚。有女子化为丈夫。 (帝辛) 四十三年春, 大阅。峣山崩。 《大戴礼记·武王践祚》:“武王践祚三日……召师尚父而问焉, 曰‘黄帝、颛顼之道存乎?意亦忽不可得见与?’师尚父曰:‘在丹书。’”根据《大戴礼记》, 武王践祚之日从太公处受丹书, 而今本《竹书纪年》武王从太公处受丹书的时间是帝辛四十二年, 因此帝辛四十二年为武王元年, 那么武王戡黎的时间是武王二年, 决不是清华简《耆夜》所说的“武王八年”。王国维说:“武王即位克商, 未尝改元。”即使按照武王即位未尝改元的说法, 文王受命七年而崩, 武王八年戡黎应在文王死后第一年, 即帝辛四十二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