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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长云先生与先秦社会 沈长云曾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候选人。社会兼职为中国先秦史学会副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中国史学理论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汉民族研究会理事、中国诗经学会理事等。主要著作有《崛起的士人》、《上古史探研》、《中国历史·先秦史》、《赵国史稿》(合著)、《战国史与战国文明》(与杨善群先生合著)、《金文断代方法探微》(与杜勇先生合著)、《国语集解》点校(与王树民先生合作)等。在《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文史》、《文物》等中国史学核心刊物上发表论文100余篇。为国务院颁发的特殊津贴专家。主持完成了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古代国家的起源及形成研究”。 ●杨继成:您的学术研究领域非常广阔,有先秦的社会性质、土地制度、中国早期国家起源等等,研究成果都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请问是否有一条主线贯穿其中?如果有,这条主线是什么? ■沈教授:我想主线还是有的,基本围绕着探讨中国早期文明,中国早期文明包括多个方面,中国早期文明产生的时间、形式、特点、地域,以及在各个方面的表现,如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民族形成等等。2006年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邹兆辰教授采访我,采访内容发表在《历史教学问题》2007年第1期的史家访谈栏目,题目为“在华夏文明的长河中艰难回溯”。这个题目抓住了我研究的特点,华夏文明产生最早到底能追溯到什么时候,表现在各个方面,如:国家、社会结构、当时的民族、各个民族的分布等一系列问题。所以总的主线可以归结到这个方面。 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的时候,我的先生就给我出了一个题,“你为什么考先秦史这个方向的研究生?”当时我回答:“我为了把我们国家、我们民族刚进入文明这段时间的一些情况弄清楚,当时感到一些问题非常含混,过去一些教科书问题很多,仔细深究起来,说不清楚,我想把这些问题弄清楚”。读硕士研究生的时候就有这个想法。研究生毕业后从事教学工作,又拿到这些教科书,还要去讲。教科书仍存在很多问题,自己弄得糊里糊涂,所以,还要把我刚才提到的这些问题弄清楚。 ●杨继成:您什么时候开始对中国早期国家起源、中国无奴隶社会等问题进行研究的? ■沈教授:我在读硕士研究生期间写了两个毕业论文,第一个选择了研究社会形态方面的,探讨中国国家刚进入文明时期的早期社会形态,题目是“中国无奴隶社会论”,1979年入学后,很快就确定了这个题目,马上就写起来了,因为当时都研究“古史分期问题”,这是史学界讨论最热烈的问题,是当时的五朵金花之一,比“土地问题”、“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农民战争问题”的争论都要热烈。从解放以来,史学界包括先秦史学界都卷入到“古史分期问题”的争论中,许多史学界的大家如郭沫若等也参与了讨论。我的先生赵光贤也参与争论。这个问题在入学时就引起我的关注,过去的古史分期主要指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到底在什么时候划分,我把各家古史分期说的观点进行整理分析,很快发现问题,哪一家分期说的观点我都不满意,最后一总结,得出我的初步结论:中国没有所谓的奴隶社会,谈不上什么分期。我一个朝代一个朝代地研究,夏代、商代不是奴隶社会,春秋战国也不是,到了秦汉,社会更加发展,一研究,也不是奴隶社会。当时我就决定写“中国无奴隶社会论”。我想一个朝代一个朝代地写下来,就是要追溯中国刚进入文明社会的第一个时代,想把当时的社会性质和特点弄清楚,我写的速度非常快,不到一年半的时间就写得差不多了。我的导师开始支持我写这个题目,他对是否存在奴隶社会问题也怀疑,老一辈当时不敢说,要冒很大的危险。我的思想比较解放,正赶上改革开放的春天,提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论文快写完的时候我的先生感到有压力了,不让再写了,他说硕士论文要请人答辩,答辩很慎重,邀请国内一流的专家学者来,担心其他专家不赞成,论文通不过,建议另换题目。 我又选择了第二个题目:“华夏民族的形成”。为什么选这个题目呢?这个问题也关系到中国早期文明的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华夏民族是我们汉民族的前身,华夏民族到底什么时候形成的?“汉民族形成问题”也是当时五朵金花之一,有的提出汉民族形成于秦汉时期,有的说汉民族形成于近现代,这个问题不了了之是不行的。我接着这个话题进行探讨,我想探讨华夏民族比汉民族更直接、更根本一些,所谓汉族是华夏民族在汉朝的改进,这样就跟先秦这段时期接上了。 这两个题目基本上都与我研究的主线有关。当时我的毕业论文得到很高的评价。以后研究的方向基本上沿着硕士研究生期间这两篇论文继续延伸和扩大。三年研究生期间的收获确实不小,可以说是我从事学术研究的开始。 ●杨继成:现在您对“中国无奴隶社会论”问题是告一段落,还是继续研究? ■沈教授:我个人认为这个问题已经清楚了,没有什么可说的了,说了还是那些话,再去搞没有多大意思,但是现在有人纠缠着不放,答复不答复他们呢?其中有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