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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音乐版权制度的历史进程与立法启示 一 制度比较:美国音乐版权制度设计对我国的启示 从制度发展史的角度来看，许多版权制度的创新首先诞生在音乐版权领域。1音乐版权之所以成为版权制度变革的“试验田”,原因在于音乐作品的利用范围和方式最易受到传播技术的影响,并导致既有权利体系无法适应新技术条件下的市场需求。我国著作权法第三次修改公开征求意见的诸份草案里,遭到质疑的法定许可和延伸性集体管理制度,无不直接与音乐著作权相关。2我国音乐著作权制度争议之所以在本次修法进程中凸显,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从制度设计上看,我国著作权法源于对国际贸易和国际公约的回应,而音乐著作权制度并非契合产业发展阶段生成,因此导致相关立法空有条文而缺乏具体实施的产业基础和相关制度保障。音乐著作权人在著作权法第三次修订过程中否定和批评早已存在的“制作录音制品法定许可”,本质上乃是对法定许可长期无法落实的不满。3第二,从制度移植上看,我国音乐著作权制度长期限于单纯的立法规则引进,却忽略了理论解释的吸收,当与发达国家同步面临网络技术冲击而无法获得他国经过实践检验的制度范本时,这种制度移植上的缺陷使得立法者既难以根据制度生成的规律梳理出制度失灵的原因,也无法在缺乏成熟立法可供借鉴时作出制度转型的独立判断。我国数字音乐付费问题的困局,很大程度上是出于无法基于本土音乐产业的实际而进行制度创新。 针对上述困境,我国音乐著作权制度比较研究需要从简单的法律规则借鉴,转为梳理立法来源国音乐版权制度设计与产业需求之间的内在关联,以及应对传播技术变革时作出制度应变时的转型规律,进而获得构建本土化制度价值和体系的能力。在制度转型经验上,美国音乐版权制度的变革历史能够为我们提供极为丰富的借鉴范本。首先,在制度成熟程度上,美国拥有深厚的立法成果可供比较,至今,美国已有近200年的音乐版权立法经验,其音乐版权体系早已建立成熟的保护和运作机制。我国如今在该领域遇到的多数问题,事实上美国在20世纪中期即已面对和解决,相关制度实施效果也早已显现,所以有足够立法经验和教训可供我国参考。其次,在制度变革经验上,美国拥有成熟的路径选择经验可供借鉴。美国历次应对新兴传播技术的音乐版权制度转型,皆为回应本国音乐产业主体需求的主动立法,制度设计与产业需求之间已形成默契,影响立法选择的考量因素也在长期立法博弈中逐渐显现,所以其历史能够为我国音乐著作权制度体系的变革提供可行性参考。鉴于上述优势,有必要着重分析美国音乐版权制度转型规律及其立法绩效,基于特定历史时期和社会基础来考察制度选择的合理性及其局限,以期为我国下一步修法提供借鉴素材。 二 研究美国音乐制作制度改革历史的路径 (一) 广播技术的引入 受传播技术所限,音乐产业在产生之初曾长期隶属于出版产业,其商业模式为通过音乐作品(乐谱)的复制和发行获取收益,与当时出版产业的图书贸易并无差异。4因此自1790年美国第一部版权法颁布至19世纪末,音乐产业与出版产业相比并无特殊性,其版权体系皆围绕音乐作品的复制权和发行权而构建,音乐作品版权人也满足于通过发行乐谱获取收益。但在19世纪末录音与广播技术发明后,音乐产业形态开始突破既有商业模式,进入第一次转型期。录音与广播技术给音乐产业带来的冲击,主要体现在对音乐作品利用方式的突破上,不同于复制和发行的利用方式,一方面使得复制权与发行权无法使版权人在新技术条件下获得收益,另一方面也促使新主体加入音乐产业运作中,进而导致新兴产业主体与既有产业主体之间出现矛盾。 录音技术引发音乐版权制度变革,缘起于1895年后自动钢琴的普及。由于自动钢琴能够自行演奏音乐,使得音乐产业开始由单一的乐谱发行转向录音制品的发行,不但新旧产业主体之间由此出现纠纷,而且自动钢琴生产者之间也存在矛盾。部分自动钢琴生产者当时反对国会将录制音乐纳入法律保护的理由,并非拒绝与音乐版权人分享收益,而是害怕其他已经取得市场优势地位的自动钢琴生产者因此形成垄断。5为此立法者只得兼顾各方利益,一方面将制作自动钢琴的音乐纸卷作为“机械复制”,以保护音乐作品版权人的利益,另一方面则增设强制许可,允许他人在满足法定条件的情况下直接录制音乐作品,既满足众多自动钢琴生产者的需求,也防止特定生产者借助市场优势地位垄断音乐作品来源。6 与录音技术的影响相似,广播技术同样扩展了音乐作品的利用方式和范围,促使版权人开始重视公开表演和广播行为。美国1790年《版权法》颁布后,音乐作品版权长期限于音乐作品的复制与发行,在公开场合表演(演唱、演奏)音乐作品并不违法。直到1909年国会修改版权法时,才将“以营利为目的向公众表演”纳入权利体系。但出版者当时并未重视这项权利,反而认为鼓励对音乐作品表演是提高乐谱销量的有效手段。随着公开表演的场所和频率不断提高,版权人逐渐开始认真对待其享有的公开表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