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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末汉初社会形势与秦亡之因 秦死了，汉兴了2000多年。它的毁灭和繁荣有很多讨论。综前人所论,无非秦之所亡,在于“举措暴众,用刑太极”,即赋税太大、徭役太重、刑罚太严;而汉之所兴,则在汉初君臣休养生息,无为而治、乃至“文景之治”而国力强盛。笔者认为,这些都是当时社会的表面现象,秦亡汉兴的根本原因,在于秦、汉统治者治国基本策略的错误与正确。秦始皇虽然开创了统一中国的万世不朽之伟业,然而“一夫作难而七庙堕”,偌大一个秦王朝,二世而亡,其祸种恰恰正是秦始皇亲手埋下的。这个祸种正是历代称是、以为秦始皇一大功绩的废除分封制、实行郡县制。笔者认为,问题不在郡县制本身的正确与否,而在当时推行郡县制的程度、力度以及广度的恰当与否。秦亡的根本原因在于过急、过广地强行全面废除分封、推行郡县制,“绝天下人所望”,导致社会矛盾的激化。而刘邦之所以能够建立汉朝,以及汉初经济在面临崩溃、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得以恢复和发展,其根本原因正是他们能够审时度势,无论在战争时期,还是在建汉以后,采用了适合当时社会现实、价值观念的适度分封和郡国制。 秦汉时期，社会经济因素存在同心同意 1. 从封建王朝高度推行封建制的社会背景看,巩固了众多郡国诸王 无论是秦王朝发动统一战争之时,还是汉王朝建立之前,它们面临的社会形势,都十分相似。自东周起,历经春秋、战国四五百年,这是一个战乱纷争、动荡不定的时代。至公元前230年秦王嬴政发动兼并战争止,上百个大大小小的诸侯国,经过不断的相互兼并,只剩下七个大的诸侯国,秦国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开始了它的兼并战争。 与此类同,刘邦创建汉家天下时,当时的社会形势,也是战火不息,诸侯蜂起。公元前209年,大泽乡起义揭开了秦末农民起义的帷幕。接踵而来的是原来各诸侯国的复活。曾在十多年前被秦国逐一剪灭的那些诸侯国,一时蜂拥而现。秦朝灭亡后,在楚霸王分封各路诸侯中,有些原来的诸侯被改封别的封地,有些则依靠战功而裂土封王。项羽自封为西楚霸王,另外还封了18个王、2个侯,刘邦就在这次分封中被封为汉王。随之而来的“楚汉相争”,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展开的。在当时人的心目中,时代又回到了十几年之前,秦始皇的兼并仿佛过眼烟云一样消失了。 因此,秦国的兼并战争和刘邦的楚汉相争,而对诸侯林立、战乱纷争的局面是一致的。 2. 农业经济的发达 由于中国历来是以农为本的农业国,小农经济是古代封建经济的根基。因此,历来的战争对封建经济具有极大的破坏作用和依赖作用。秦之统一,用了十年之久。汉之建国,以楚汉相争算,历时五年,如再加上之前的农民起义,历时更长。虽然旷日持久的战争,使当时的社会经济受到极大的破坏,然而秦国与刘邦各自面临的经济形势,却是大不相同的。 公元前356年,秦孝公任用商鞅进行变法,历时十年,使得秦国经济发展,国力强盛。尽管商鞅惨遭车裂之祸,但变法的措施仍得以继续,封建经济迅速发展,为秦王嬴政的统一中国,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当时,“秦(国)据有关中,农、商业俱甚发达。”史料记载秦国位居关中,“为九洲膏腴,始皇之初,郑国穿渠,引泾水溉田,沃野千里,民以富饶”,“其民犹有先王之遗风,好稼墙,殖五谷”,尤其是商鞅变法之后,“坏井田,开阡陌,急耕战之实,虽非古道,犹以务本之故,倾邻国而雄诸侯”,“庶人之富者累巨万”、“有国强者兼州域”。此外,十年的战争,尽管其中多有曲折和反复,但战争交战的所在地,大多是在对方的国土上。因此,秦国支付的只是人力和物力,而遭受破坏最大的,则为对方国家。况且,整个战争期间,秦国始终有一个强有力的后方基地和后方供应。 与此相比,刘邦就大不相同了。刘邦以一介布衣提三尺剑而定天下,其艰辛程度可想而知。秦朝末年,由于秦之酷政,各地农业经济早已凋敝。正如邓之诚先生所言:“及始皇兼并六国,内兴功作,外事四方,遂行苛政,二世继之,重以无道,海内困穷,大乱斯起,而秦底于亡。”正因如此,才会出现振臂一呼、天下响应的局面。刘邦起自沛中,无论是属项梁部下时与秦军作战,还是封王汉中后与项羽争夺天下,其经济、军事实力根本无法和当年秦国与六国争夺天下时的实力相比。当时,由于秦始皇父子的横征暴敛,致使“男子力耕不足粮饷,女子纺绩不足衣服。”即便到了刘邦夺得天下,到手的国家乃是一个破烂不堪的烂摊子。史料记载:“汉兴,接秦之敝,诸侯并起,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故“天子无钧驷,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盖藏”,正是当时国家经济实力的最形象的写照。直到文景之时,汉代经济仍是十分衰弱。如晁错在上言中说:“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亩,百亩之收不过百石。春耕夏耘,秋获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给徭役……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责者矣。”时至汉初尚且如此,处于楚汉相争之时,其社会经济、人民生活之困难,则不言而喻了。 可见秦之统一,汉之建国,虽然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