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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华记》画本辨伪 董绍（1555-1637），明朝万历学者，死于南京民政大臣，崇祯年间曾任北京市市长，死于文敏。他擅长诗文、佛学,爱好艺术,创作宏富,是明代后期著名的山水画家、书法家、美术理论家、书画收藏家和鉴赏家,“人拟之米芾、赵孟頫”。 由于勤奋和高寿,董其昌宦游南北的一生为后人留下丰富的书画作品和题跋识语,据文献所载,居明代美术家之首。他的作品给跌宕起伏的中国美术史增添了曲折多变的缤纷色彩,有的在当时就流传海外,为中外文化交流增辉。明清以来,许多书画收藏家、鉴赏家著录不少世传董其昌的作品,这些书对我们了解董其昌的艺术成就很有参考价值,特别是在三百多年后的今天,曾被著录的实物,或已如绛云楼之藏,付诸一炬,不复存于人间;或已沦落海外,藏诸秘室,世人难以窥见。因此,这些书画著录就对我们进行文化研究来说,显得更有参考价值。 然而著录毕竟有它的局限,尤其某些作者出于好奇斗富,有的则囿于学问功力,难免弄假成真,以讹传讹。为了清理古代文化遗产,启功先生曾考出董其昌的代笔者多人②。可见即使在董其昌生前,情况就已十分复杂,所以书画著录所传董其昌作品,其鱼龙混杂,不乏伪品,也就不足为奇了。只是我们在利用这些文献时,不可人云亦云,而应当加以分析。我在学习明史过程中接触到一些有关董其昌的史料,因而不惴翦陋,试图从董其昌所处的客观历史情况出发,对文献所传某些他的山水画、书法、题跋作点粗浅的考辨,为既可廓清多年的讹传,又可借此窥见作伪者珷玞乱玉的良苦用心及其拙劣的手段。 一、 “三起两落,不在时间,则与拾遗有关。” 见青浮山人《董华亭书画录》。绫本,纵一尺一分,横一丈六尺,押“董其昌”、“太史氏”二印,并有行书款云:“世传《云山图》为米氏父子所作,殊未知本于王洽开山。此《潇湘白云》,米实临洽笔也。余复摹之,一传而三矣。辛卯秋日泊舟黄河成此,并识。玄宰。”后有吴廷跋云:“余庚寅之春入都门,得与董玄宰太史周旋往还,乘闲以素绫作横卷乞画。因循阅岁,未能惠教。辛卯秋,以庶常请告南归,余得尾其舟。船窗多暇,始得命管,至黄河乃竟《白云潇湘图》。笔随神运,真不减元章旧作也。喜极携归,急用装潢,并记于后。新安吴廷用卿氏记。”据此,这幅画应当是辛卯年秋天董其昌告假南归泊舟黄河时,为友人吴廷而绘。 考“辛卯”为万历十九年(1591年),董其昌是时为北京翰林院庶吉士,亦称“庶常”。他曾称“辛卯以庶常请告归”,因而这一年董其昌确有离京南归之事。据《明史·董其昌传》所载,他这次告假南归是为了护送馆师田一的灵柩归葬福建大田县故里。可是,他途经黄河却并不在秋天。 董其昌离京时,友人邢侗为他能跋涉千里以尽师生之谊的义举所感动,赋诗以壮行色,诗中有“环堤御柳青眠几,近苑宫桃绛笑初”之句,可见此当为柳树返青、桃花初绽的暮春时节。董其昌也自称“予以闰三月十一日登舟”离京,“辛卯四月舟泊徐州黄河”⑥,“辛卯五月四日,余与陈从训、李将军游眺”镇江北固山甘露寺。所以他告假南归,泊舟黄河,应为四月间之事,并非秋天。 那么这一年秋天董其昌又在何处呢?他在《记游》中写道:“大田县有七岩,临水,山下皆平田,秋气未深,凋叶落,衰柳依依。”即秋天时他已抵达田一的家乡福建大田县,该地离黄河有数千之远。 这样,《潇湘白云图》款中所谓”辛卯秋日泊舟黄河”,跋中所谓”辛卯秋,以庶常请告南归,……至黄河”云云,显然与董其昌所说的实际活动不相符合,无非是作伪者的谎言而已。如此该图是伪物,也就不言而喻了。 二、 风特征的文学思想 见吴荣光《辛丑消夏记》卷五。绢本,纵八寸四分,横五尺五寸五分,图上绘绿杉红树,落笔腴秀,风格象董其昌,款云:“癸丑仲春写于虎丘僧舍,董玄宰。”卷上又有张凤翼题诗曰:“亭前好景况新秋,小雨霏微忽自收,凉气袭人浑不俗,薰炉茗碗思悠悠。”王稚登题诗曰:“雨卷云山开倍明,林端草阁不胜清。丹枫黄叶萧萧起,剩有烟霞物外情。“邹迪光题诗:“高人柄遁处,小阁对青山。一卷《黄庭》后,能消白日闲” 张凤翼、王稚登、邹迪光三人,均是善于诗文翰墨的江南名士,其中王稚登,字百谷,寓居苏州,“妙于书及篆隶,好交游,善结纳”,尤有声名。他们三人的题诗,应在图成之后,即不会早于万历四十一年(癸丑,1613年)二月。可是作伪者却忘掉考察王稚登的行年。据李维桢《王百谷先生墓志铭》,王稚登已在万历四十年(壬子,1612年)去世,根本不会再为《溪山秋霁图》题诗。作伪者欲盖弥彰,反而画蛇添足,自败其笔。 奇怪的是,吴荣光编撰《历代名人年谱》时,虽也把王稚登的卒年定为万历四十年,但在鉴赏此图时,却居然会被作伪者欺蒙,没有看出其中的破绽,将它当成董其昌的作品,著录于《辛丑消夏记》,这实在是千虑之一失。 三、 《山》组合 见张大镛《自怡悦斋书画录》卷二。纸本,纵二尺八寸,横一尺二寸七分,押“董其昌”、“董氏玄宰”二印,款云“辛酉冬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