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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皇山北齐佛教刻经时间新考 河北涉县中黄山留下了约13万字的佛教经文。内容完整，规模大，在中国佛教文化和书法艺术史上发挥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但位于中皇山刻经群最北端的摩崖碑, 与河北邯郸北响堂《唐邕刻经碑》具有相似的形制, 但后者把北响堂刻经时间、经主及刻经原委等问题交代清楚明了, 而前者却是一字不铭。且在中皇山的其它地方及有关文献中也不见该刻经群的确切记载, 这便使中皇山刻经经主和刻经时间成了一个谜。人们只能根据县志记载的只言片语及借鉴周边地区刻经的经主和时间等来加以推断, 目前主要有以下几种说法: 1.“经主为齐宣帝高洋, 刻经始于天保末年”说 《涉县志》 (嘉庆四年) 卷一记载: “唐王山, 县西二十里, 一名唐王峤, 后唐庄宗伐梁时常过此, 因名。山下旧有北齐时离宫, 传载文宣帝高洋, 自邺诣晋阳, 往来山下, 起离宫以备巡幸, 于此山腰见数百僧行过, 遂开三石室, 刻诸尊像。及天保末, 又使人往竹林寺取经函, 勒之岩壁, 今山上经像现存……。” 卷七又记:“ (唐王山) 山上经像乃北齐文宣帝高洋刻。” 王学仲在《天下第一壁经考—娲皇宫石刻》一文中, 考证并沿用了这一观点。 2.“经主为唐邕, 刻经始于天保末, 止于天统年间 (565—570年) ”说 范寿铭在《循园金石跋尾》卷下《涉县摩崖佛经跋》中认为, 洞口残造像发愿文中的“令王”即指唐邕, 从而推断:“邕迁尚书令, 封晋昌王, 在武平之初, 则此三洞佛经为天统间刻无疑。” 3.“经主为唐邕, 刻经完成于武平 (570-575年) 末年”说 李裕群在《邺城地区石窟与刻经》一文中, 怀疑《涉县志》所记载的“齐宣帝高洋开三石室并刻经事”是修志者附会北响堂常乐寺现存金正隆四年 (1159年) 《重修三世佛殿记》的结果。他根据范寿铭“经主为唐邕”的结论, 结合山东邹县尖山刻经原有武平六年 (575年) 的“经主□尚书晋昌王唐邕妃赵”题名, 推断出:“该刻经 (小山梁赵妃母刻经) 约刻于575年至576年间, 则娲皇宫诸部大经曰在575年间完成, 但不会太早。” 赖非与李裕群观点相近, 也认为中皇山刻经是唐邕所为。他根据“北响堂石窟刊刻四部经 (不足五万字) 尚需四年”, 认为“中皇山十三万多字的经文, 无论如何须有五年以上的时间来完成”, 从而得出结论:“该工程是在武平 (570-575年) 之际完成的。比南、北响堂石窟刻经开工时间略晚。” 4.“经主为唐邕, 刻经始于天保末, 止于天统末年至武平初年”说。 《武安县志》 (民国二十九年) 记:“勒经造像多出邕手, 唐王峧、响堂二处, 规模伟大, 观后叹为鬼斧神工, 北齐摩崖为世所珍矣!”马忠理在《邯郸鼓山、滏山石窟北齐佛教刻经》一文中基本同意此说。他如此写道: “仅鼓山所写经文5.11万, 若加之滏山、涉县中皇山 (即唐王峧) , 刻经则为廿万字, 如此宏大规模和数量的刻经工程, 而《北齐书》却只字未提, 仅记:唐邕为东魏……唐邕写经这个‘值得大书特书的大事’ (《中国佛教史》一) , 正史等却无记载。故此碑不仅可补史之阙, 还为我们补记了我国北齐时代的大书法家的事迹。” 马先生在《邯郸北朝摩崖佛经时代考》一文中, 根据嘉庆《涉县志》的记载及北响堂唐邕刻经的工程进度, 推算中皇山刻经“始于天保末年”, 完工于“北齐天统末年至武平初年”。 在上述四种说法中, 关于刻经时间各持己见, 莫衷一是。但刻经经主却只有“高洋”和“唐邕”两种说法。下面对这两种说法分别加以辨析。 一、 关于北响堂寺院即为而设之地的说 “经主是高洋说”主要来自《涉县志》 (嘉庆四年) 卷一关于“唐王山”条的记载。然而, 在北响堂长乐寺中现存金正隆四年 (1159年) 的《重修三世佛殿记》碑, 其碑文与《涉县志》 (嘉庆四年) 所记十分相似: “……文宣帝 (笔者按:指高洋) 常自邺都诣晋阳, 往来山下, 故起离宫已备巡幸。与此山腹见数百圣僧行道, 遂开三石室, 刻诸尊像, 因建此寺。初名石窟寺, 后主天统间改智力, 宋嘉祐中复更名长乐寺……” 民国年间《武安县志》以此为据, 论证鼓山石窟 (北响堂石窟) 为高洋所凿, 而非“高欢离宫”。并认为嘉庆《涉县志》类似的传载是抄自该碑: “《涉县志》记……与此碑所载几全相同, 此碑据自《齐志》, 《涉县志》但云传载, 未悉何据, 现行本唐李百药《北齐书》, 并无唐王峧起离宫刻佛之载, 此碑所称《齐志》乃北齐王劭撰, 书亡于宋后, 涉人不得见, 且三石室刻像与鼓山正合, 而唐王峧则并无三室, 何能妄承, 所云究系抄自此碑讹传而成, 抑开室起宫为当时传说, 武、涉多以为据, 则莫可考矣。” 李裕群先生与《武安县志》观点相同, 认为“疑修志者将响堂山之记载附会于唐王峧”。而马忠理先生不同意《武安县志》的说法, 他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