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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东西方修辞学的两种修辞观 在现代修辞领域，一些人强烈主张以诚实为基础的修辞。“现代修辞的一个重要问题是理解这个诚实。将这作为修辞的基本原则，是一个最重要的出发点。”(P118)但是,也有人持不同观点,认为“诚”与“不诚”都可以进行修辞活动,“不诚”照样可以取得较好的表达效果,显示出较高的修辞水平。 一、 修辞立其诚,是“致广大”的情感表达 对修辞学是否纳入“诚”字的不同观点其实反映了两种不同的修辞观。认为修辞和“诚”无关者,可称之为辞巧派(这里只是借用“辞巧派”的名称来代表主张修辞与诚无关者);主张修辞应纳入“诚”的,可称之为主诚派。这两派的争论是由来已久的。 所谓辞巧派有两种类型,一种类型是把修辞只是当作一种口舌技巧,当成一种劝服他人的手段。西方古代学者高基亚士就持这种观点。高基亚士把演说术引进了希腊。“高氏和其它的修辞教师认为一个演说者不必去关怀演说题材中的真理,是非曲直,愚智与否。重要的只是演说者如何使用口舌的技巧叫人信服他的结论”。(P9) 辞巧派的另一种类型则是把修辞看作一种自卫防身术,一种攻击术。巴利就持这种观点。他明确宣布:“吾等说话即战斗,因人间信念欲望、意志等多不能完全吻合。此人所重,旁人未必重之;此人所轻,旁人未必轻之。故两人接触时,即不能不开始有语辞之战斗,运用语辞之战术,或辛辣,或委婉,或激动,或平和,或谦恭愁诉,甚至或有伪善之气息。如此,方能攻倒对方,传达自己之意志,引起对方之行动,而说话之目的,方能如愿达到。”(P119-120) 这种修辞观,从出发点来说,是以自我为中心;从目的来说,是为了压倒对方,使对方服从。因而,交际者把交际对方看作是假想的敌人,把言语交际看作是战斗,武器则是口舌的技巧,也即所谓修辞术。这种修辞观在态度上不讲究“诚”,在话题上不考虑“诚”,在目的上也不涉及“诚”。 主诚派主张修辞立其诚。 “‘修辞立其诚’!这是中国传统修辞学的精髓所在。”(P118) 何以修辞须立其诚?《周易·乾》文中说:“子曰:‘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 唐代孔颍达疏曰:“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者,辞谓文教,诚谓诚实也;外则修理文教,内则立其诚实,内外相成,则有功业可居,故云居业也。”(《十三经注疏·周易正义》) 宋代王应鳞解释说:修辞立其诚,修其内则为诚,修其外则为巧言。 可见修辞须立其诚,是因为只有以诚实的态度、真实的内容同富有文采的言辞相结合才能达到理想的表达效果,才有“功业可居”。 孔子的一些关于修辞方面的精彩论述在客观上也为“修辞立其诚”作了注释。如: “情欲信,辞欲巧。”(《礼记·表记》 “《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谁知其志?言之无文,行而不远……非文辞不为功。慎辞哉!”(《左传·襄公二十五年》) “辞达而已矣。”(《论语·卫灵公》) 这些论述阐明了诚信和辞巧的关系、思想内容和言语文采的关系。诚信和辞巧是相结合的,诚信的态度是前提,而富有文采的形式是诚信的情感、诚信的内容之负载,讲究文采的目的是使思想观点得以广泛传播,因此要慎用文辞,修辞以能明确地表达思想为准。孔子的论述充满了辩证色彩。 孔子、老子都是反对片面追求辞巧的,这个传统一直延续了下来。历代大家对“辞达”的阐释就体现出这一点。 宋司马光在《答孔司户文仲书》中说:“……孔子曰:‘辞达而已矣’,明其足以通意,斯止矣,无事于华藻宏辩也。”(P48)认为修辞的关键是使形式和所表达的意思相契合。 明袁宗道在《论文》中指出:“沧溟(李攀龙)《赠王(世贞)序》谓‘视古修辞,宁失诸理’。夫孔子所云‘辞达’者正达此理耳,无理则所达为何物乎?无论《典》、《谟》、《语》、《孟》,即诸子百氏,谁非谈理者?……彼何所见,乃强赖古人失理邪?”(P48-49) 认为没有“理”则无所谓达。 清章学诚在《文史通义·辨似》篇中则提出:“夫言所以明理,而文辞则所以载之之器也;虚车徒饰而主者无闻,故溺于文辞者不足与言文也。”(P49) 各家的阐释虽然不尽相同,但是有一点却是一致的,这就是反对将修辞只看作技巧,而是把修辞作为表达事理的工具。其精神是:达理是目的,文质要相符。 主张修辞立其诚就必然重视修辞者的修养。如唐代的韩愈,他在《答李翊书》中就阐发了做仁义之人、行仁义之途,才能写出好文章的观点。他说:“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也。”把为人的诚信和文辞的得体看作体表关系。 至于西方,人们一般认为他们更重视言语的技巧。这种看法是不全面的,其实主诚派和辞巧派的争论贯穿于西方修辞学史。 西方的主诚派对于修辞者应具有的品格、应持的态度,修辞活动应当达到的结果、成功的修辞作品的标准,以及修辞学的功能等,都有具体而深刻的论述,与中国古代的主诚派观点有着惊人的一致性。 杰出的罗马修辞学家昆第林在一世纪末写就的《演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