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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我国金融监管法律体系的重构 随着中国居民金融投资需求的增加和金融创新的加速发展，各种金融产品的销售已成为中国金融机构常见的业务，金融产品市场的迅速扩张也是中国居民金融资产形式多样化的现实例子。①1然而,金融理财产品在近年来也成为了引发法律纷争的一个源头,投资者与商业银行之间因为理财产品的“零收益”或“负收益”而引发的争讼层出不穷,②2而由保险公司推出的附加有理财功能的投资连结保险也曾经遭遇投保人集中退保的风潮,③3这些现象可以说从一个侧面表明了当下我国金融市场投资者保护与监管法律制度的完备程度还不足以充分应对理财产品业务的迅猛发展。我国法学界对于理财产品相关问题的既往研究涉及金融理财合同的法律性质、④4理财产品销售中保底条款的合法性争议、⑤5理财产品市场的投资者法律保护⑥6等议题。而本文对此问题的研究以我国金融监管体系为切入点,试图论证现有的“机构监管”模式所存在的弊病,进而主张应当引入“功能监管”的理念来对我国金融法律制度的诸多方面予以重构。 一、 金融理财合同的履行 梳理一下我国金融理财市场的现实格局,我们会发现商业银行、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信托公司、保险公司等不同类型的金融机构都已经在向公众投资者提供不同形式的理财服务,包括商业银行销售的人民币或外币理财产品、证券公司的客户资产管理服务、基金管理公司的证券投资基金、货币市场基金以及特定客户资产管理(专户理财)、信托公司募集的信托投资产品,而保险公司则开发出了附加有投资理财功能的新型险种(包括分红险、投资连结险、万能寿险等)。从理论上看,尽管现实中各种类型的金融理财产品名称多样,所属的金融机构不一,产品销售的目标群体也不完全相同,但从金融机构与投资者之间的法律结构中仍然可以归纳出它们在基本属性上的诸多共同点。 首先,投资者在投资金融理财产品时,与金融机构之间进行交易的一个环节就是财产所有权的转移,转移的财产在大多数情况下是货币资金,部分特殊情况下也可能是实物资产的转移(例如证券公司的定向资产管理业务)。具体来说,理财产品的投资者不仅是将财产的占有转移给金融机构,而且是在外观上将财产的所有权利一并转移给作为受托人的金融机构(商业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由金融机构以自己的名义⑦7独立地对该项并不属于金融机构固有财产的资金或实物履行合同所约定的资产管理行为。 其次,投资者与金融机构之间的理财合同具有三个方面的特性,分别是投资者以获取资产的增值收益为目的而将资产交由专业的金融机构管理;不同投资者的资产进行了混同,以整体的形式对外投资(单一客户的理财计划除外);金融理财产品投资者的收益主要仰赖于他人(即金融机构)所作出的努力,而非来自投资者自身的投资判断和选择。 最后,投资于各种金融理财产品的投资者通过与金融机构签订理财合同而与后者建立起一种信赖与被信赖的关系,这种关系的存在有两个方面的现实基础:其一,通过募集资金或实物而提供资产管理服务的主体是受到金融监管当局监管的具备特许资质的金融机构,投资者基于对金融机构及其雇佣的专业人士管理资产能力的信任而参与相应的投资理财计划;其二,投资者需要向金融机构支付相应的资产管理费用作为对价,以换取金融机构承诺提供专业的理财服务。 然而,目前我国金融监管机构对不同类型理财产品的监管却呈现出一种“弥散”的状态,不同种类的金融理财产品分别适用各自的监管规则,而出自不同监管部门的监管规则对于各自“治下”的金融理财产品的发行条件、募集对象、审批条件和程序、信息披露要求、投资风险分担、资金使用要求、监管措施以及法律责任等方面的内容均是“各自表述”。 从金融行政监管的隶属关系来看,我国金融市场上各类理财产品的“婆婆”有这么几家:中国银监会承担信托投资计划和商业银行个人理财产品的监管职责;券商的客户资产管理、证券投资基金、货币市场基金和基金管理公司专户理财金由中国证监会负责监管;⑧8三类新型人身保险产品的监管当局则是中国保监会。不同的监管机构对各类金融理财产品的审批要求也不尽相同。信托投资计划的募集无须通过银监会的事先审批;三类新型人身保险产品的销售则应当报送保监会备案,通常情况下不适用审批程序;⑨9商业银行的个人理财产品发售原则上以类似备案程序的报告制为主,特殊情况下(如销售保证收益理财计划)才有必要获得银监会的许可;基金管理公司获得专户理财业务的资质后,证监会并不要求其将理财产品逐项申报核准;而对于证券公司办理集合资产管理业务和专项资产管理业务以及证券投资基金和货币市场基金的募集,证监会则要求一律逐项审批(参见表1)。 尽管理论上的分析和总结有助于揭示各类金融理财产品的内在法律共性,但现实监管规则的“割据”现象却是显而易见的。如果再选取各种监管法律规则中关于金融理财产品发行对象的范围要求以及是否允许金融理财产品的管理机构向投资者作出“保本保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