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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古代修辞学的传统 在漫长的历史中，中国传统的编纂是独立于亚历斯多德主导的西方编纂。在强烈的中国文化影响和限制下，它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特点和方法。作为中国的一个修辞学者,应该为中国古代修辞学光辉灿烂的历史与巨大的成就而感到自豪。同时,为继承中国古代修辞学的传统,促使中国现代修辞学研究的深化,应正确认识、评价中国古代修辞学。那么,中国古代修辞学有哪些特征呢? 1、伦理性。中国古代修辞学有儒家的伦理性。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人们往往把修辞与社会政治、伦理道德、社会风气等联系起来。孔子主张“情欲信、辞欲巧”(《礼记·表记》),认为“辞达”、“辞巧”必须服从于仁德礼义。他明确指出:“巧言令色,鲜矣仁”,“巧言乱德”。笔者在《论汉文化影响与制约下的中国修辞学》(载《汉语修辞和汉文化论集》,河海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中指出:“孔子的修辞思想对后世修辞学影响很大。孟子有关解《诗》的修辞理论配合着孔子的诗教说,共同构成了悠久的儒家诗歌乐教传统。中国古代修辞学思想及其发展史,同伦理哲学思想一样,是以儒家为主体的,儒家修辞思想代表着中国古代修辞学的基本面貌。”东汉王符认为:“诗赋者,所以颂善丑之德,泄哀乐之情也。故温雅以广义,兴喻以尽意。”他主张“教训者,以道义为本,以诡丽为末。”(《潜夫论·务本》)刘勰指出:“瞻彼前修,有懿文德。声昭楚南,采动梁北。雕而不器,贞干谁则?岂无华身?亦有光国。”(《文心雕龙·程器》他强调了作家的品德与文采的关系。文天祥说:“修辞者,谨饬其辞也……,诚即上面忠信字。‘居’有守之意。盖一辞之诚固是忠信。以一辞之妄间之,则吾之业顿隳,而德也随之矣。”(《西润书院·辞纂讲义》)明代宋濂在谈到“修身”与“修辞”的关系时说:“身之不修,而欲修其辞;心之不和,而欲和其声,……决不可致矣。”(《文说·赠王生黼》) 在西方,修辞学起源于公元前5世纪的希腊。修辞学主要研究如何写演讲稿和论辩术。公元前4世纪的后半叶,亚里斯多德建立了他的古典修辞学理论框架。尽管亚里斯多德曾把修辞看成是一种劝说手段的能力,在其修辞理论体系中也有宣德演说的内容,但实际上西方修辞学一开始就与诡辩术有密切联系。因在古希腊,法庭陪审员常忽视证据与事实,过多地听取诉讼当事人由别人代笔的花言巧语。胡曙中在《英汉修辞比较研究》(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中指出:“古希腊人为了能在法庭上战胜对方,也热衷于论辩。而且培养思辩能力和出色的口才也是普通希腊人的要求。”当然,到中世纪,一些修辞学家逐渐重视修辞的劝说功能。如奥古斯丁(Augustin)强调传教士应把修辞学看成是一种劝说人们的方法。但无论如何,西方传统修辞学并没有中国古代修辞学那样重视修辞与伦理的关系。这里要指出的是,《周易》中提出“修辞立其诚”,古人对此作了解释和探讨,近几年来一些修辞学者对此也十分重视,如有人认为“修辞立其诚”是中国传统修辞学的精髓所在。这个意见值得引起我们重视。 2、附庸性。西方修辞学自古希腊起,是一门独立的科学。公元前5世纪科拉克斯(Corax of Sisily)创立了修辞学。公元前4世纪伊索克拉兹(Isocrates)创建了讲授修辞的学校,他是古希腊诡辩派的代表人物。亚里斯多德(Aristotle)是西方古典修辞学中最著名的一位修辞学家。他的《修辞学》(Rhetorique)是最古老也是最有影响的修辞学专著。亚氏的修辞学有比较完整的体系。文艺复兴时期的修辞学通常可分为三派:传统派(Traditional School)、拉米斯派(The School of Ramus)和修辞学手段派(Neoclassical Rhetoric)。可见西方古典修辞学不仅是一门独立的学科,而且曾形成学派。 而在古代中国,修辞学处于附庸地位,缺乏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修辞学的丰富资源是同文学、文章学、训诂学、音韵学、逻辑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混杂在一起的,它并没有形成独立的科学。而且,有关修辞的论述往往夹杂在众多的文论、史论、经解、诗话、曲话、随笔之中,比较分散,呈现零珠碎玉的特点。如司马光在《迂叟诗话》中指出:“古人为诗,贵于意在言外,使人思而得之。”黄庭坚在《黄山谷诗话》中提出“点铁成金”说。王骥的《曲律》和李渔的《闲情偶寄》,对戏曲修辞规律的论述常与戏曲研究、文艺批评、文章学等方面的论述结合在一起。 在谈到古代修辞学的非独立性时,笔者思考以下问题: 第一,为什么中国古代修辞学具有非独立性特点?笔者提出一些不成熟的看法:一是与古人认识事物的方法有关。受“天人合一”的影响,古人在提出修辞概念、建立范畴、对认知对象的特征作语言表达时,具有整体性。二是古人注意修辞的实用性,因而忽视了理论体系的探讨。 第二,中国古代修辞学虽然没有形成独立的理论体系,但其研究的内容颇有民族特色。如修辞的伦理性、美辞、语言风格、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