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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古典修辞学的复兴与分歧 作为一门艺术学科，它通过讨论、说服和对他人的思想、意志和行为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在文艺复兴之后的几个世纪里，古典西方修词研究已经衰落。不过, 基于20世纪语言、思想、知识与社会之间关系的重新界定和多种变动, 修辞学又呈现复兴之势。 一 相对于西方传统哲学尤其是近代理性主义哲学致力于追求永恒、普遍而非暂时、局部的事物, 并以主客二分法处理语言和知识、主体和客体、真理和意见、意义与表达、表象和实在以及方法论证和修辞学等, 20世纪的哲学家则深信, 所有的这些思维方式“都是没有前途的思维方式, 都是我们凭借自己更成熟的经验和思考就能够超越的思维习惯。因此, 表现的形式和想要表现的内容区别开来则不能成立;形式与内容分隔则没有用处;修辞学与科学、哲学或政治的目标剥离则不再可靠。所有的话语都是修辞性质的话语”1。正如尼采所言, “什么是真理? 一群活动的隐喻、转喻和拟人法, 也就是一大堆已经被诗意地和修辞地强化、转移和修饰的人类关系, 它们在长时间使用后, 对一个民族来说俨然已经成为固定的、信条化的和有约束力的”2。换言之, 任何建构关于事实“自身”的真理之企图都是愚不可及的, 因为, 事实并非真正“在那里”的东西, 不过是诠释——语言的诠释。而“语言本身全然是修辞艺术的产物”, “语言是修辞, 因为它欲要传达的仅为意见 (doxa) , 而不是系统知识 (epistēmē) ”3。 关于语言、知识和真理的种种重新理解与定位, 最终似乎以一种不可避免的方式引发了向来与语言、言语相生相随的西方古典修辞学重整旗鼓、改头换面的当代复兴。首先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萌现的以维切恩斯、布赖恩特等人为代表的新亚里士多德修辞学吹响了复兴的号角。他们不仅重新考察并详细讨论了亚里士多德的修辞理论, 而且论证说, 作为一门方法性的学科, 修辞学之所以存在, 就是因为人类事务的世界根本不是一个肯定的世界, 即以口头演讲和言语论辩而立身的修辞学, 能够通过启发和劝说创造明智的公众舆论以及由此而产生有利的公众行动。换言之, 修辞学的合法性就在于, 它提供了我们促成非肯定性、非完满性的现实世界中有价值的变化和适应所需的原则、概念及程序, 并促使概念、理想能够适应人, 人又能够适应概念和理想4。不过, 西方修辞学的真正复兴, 还要归之于20世纪中叶以来的新修辞学运动, 乃至晚近的所谓后现代修辞理论。 其一, 就修辞的性质而言, 修辞不再仅仅限于传达目的性信息的话语技巧, 也不固定为胜利性演说和魅力化写作的一般原理, 而完全是整个人类固有的行为, 一种社会化行为。正如道格拉斯·埃宁格所言:“那种将修辞看作在话语的上面加上的调料的观念被淘汰, 取而代之的是这样的认识:修辞不仅蕴藏于人类一切传播活动中, 而且它组织和规范人类的思想和行为的各个方面。人不可避免地是修辞动物。”5肯尼斯·博克论述了修辞作为人类行为的本质表征和基本动机所具有的重要意义, “意识形态不能光从对经济的考察中推出。它还来自人作为‘运用象征的动物’这一本性……通过语言和生产方式, 不同的神经系统建造各种各样的性质和规模上相异的利益和兴趣社会团体。在这种相分离和相团聚中, 产生了‘普遍的’修辞情景”6。将修辞看作是一种与人类本身及其固有行为共进退、齐命运的禀赋, 首先就驱散了长久以来笼罩在修辞学上面的种种阴霾与迷雾。换言之, 修辞活动本身不一定必然是虚假的、邪恶的, 而是不可避免地需要竭力理解和研究, 甚至完全值得尊敬的一种体面活动。因为, 它从根本上牵涉甚至决定了人类的生存状态和生活质量等重大而又颇具紧迫性之问题。 其二, 就修辞的范围而言, 既然修辞是人类一切行为的固有属性, 显然它就不再仅仅限于政治演说、法庭论辩, 或一般教诲与劝说的语言素材方面, 而是将目光投向一切符号化、象征性的行为领域。博克就认为, 修辞不仅蕴藏于人类的一切交往活动和文化现象之中, 而且, 它本身组织和规范了人类思想和行为的各个方面。所以, 除了演说、论辩和作文等传统领域, 任何形式的人际交往和表达形式, 例如, 诗歌、小说、电影、电视、艺术、建筑、音乐、舞蹈、绘画、游行、集会、静坐、服饰、宗教仪式等一切诉诸策略性地使用符号来影响彼此思想、行为的活动, 都属于修辞学研究的当然范围。布赖恩特明确声称:“我几乎被迫承认, 我们做或说或写甚至想的任何东西, 不管是为了解释什么东西, 还是赞成、偏袒或鄙视任何东西, 都显示了修辞的特征。因此, 要么任何值得一提的东西都是修辞, 要么什么也不是。”7有鉴于此, 修辞学不仅在当代西方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受到普遍的关注, 而且被认为在数学、物理学、会计学等所谓的精确科学中也有独特的运用。例如, 胡珀、普拉特在《论述与措辞》一文中论证说, 在以报告事实自诩的会计学论述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