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辞学与哲学的结合西塞罗修辞学视野下的政治哲学.docxVIP

修辞学与哲学的结合西塞罗修辞学视野下的政治哲学 在古典政治哲学中，哲学与修辞的斗争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传统的政治哲学家往往重哲学而轻修辞学,重理论而轻实践,这使他们的政治哲学具有强烈的抽象性和非现实性。 西塞罗则把修辞学引入到政治哲学当中来,在保持古典政治哲学的德性传统的同时,对现实政治给予了更多的承认,进而引发出具有鲜明革新意义的政治学理论。这一政治学理论以哲学与政治的现实结合为基点来建构政治哲学,主要观点是习俗政治论和自由共和国论。 (一) 西塞罗对真理的价值认知 古典修辞学作为一门使用语言的艺术,主要通过演说的形式在希腊城邦之中得以繁荣与发展。修辞学的演说不同于文字写作,它借助口头语言作用于听众的听觉,目的在于获得某种直接的意见说服效果。正由于修辞学演说的这种说服目的性使修辞学遭受到哲学家的强烈批判。在苏格拉底、柏拉图看来,修辞学的说服一方面可能导致演说家运用长篇陈述对自己的观点进行赞美、论证,因而缺乏理性反思态度而不能达于真理;另一方面又可能导致演说家为了个己的私利而利用语言进行操纵和欺骗。1为此,他们力图以一种理性辩驳的对话辩证法来取代修辞学演说,并最终以哲学的方式来改造希腊传统的修辞学。在《斐德罗篇》中,苏格拉底在比较修辞学家的演说与他自己的演说后,区分了真假修辞学。他指出,只有哲学家才是真正的修辞学家。除哲学之外,别无其他的修辞学技艺:“这种语言的技艺如果是由追随信念的人,而不是由知道真理的人来展现,它实际上就是一种可笑的技艺,或者说它实际上根本不是技艺。”2由此,说服的修辞学转变成真理的修辞学,修辞学成为哲学真理的附庸。 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批评影响深远。尽管后来有亚里士多德的修正与伊索克拉底的反对,希腊学者基本上是根据苏格拉底-柏拉图的立场来看待修辞学的。但作为古典修辞学集大成者,西塞罗对苏格拉底-柏拉图的修辞学批判进行了反批判。他一方面重新肯定了传统修辞学的说服意义,另一方面又某种程度上受苏格拉底的影响,试图把对真理的探求结合到修辞学的说服中来以反对修辞学的滥用。为此,西塞罗批判了苏格拉底所导致的哲学与修辞学的分离并强烈要求二者之间的理性结合。他这样指出:“苏格拉底过去说任何人在言说自己所理解的主题时都能够雄辩。这个说法似乎正确,但却并不真实。更接近真实的说法是,首先,没有人能够在他所不知的事情上雄辩;其次,即使他对主题有完善的知识,除非他同时也知道如何以优美的形式表达它,他才能雄辩。”1 在这种雄辩当中,哲学对事物本性的真理知识构成了雄辩的内容,修辞学对语言的优美运用构成了雄辩的形式。而这种表达形式上的修辞学也不同于苏格拉底-柏拉图意义上的真理修辞学,因为前者并不象后者那样完全把真理当作自己的鹄的,它在把真理的探求交付给哲学的同时,为自己提出了一个在真理之外的目的,那就是使这种真理的知识获得优美的表达并进而获得说服的效果。为了阐明雄辩形式的修辞学所具有的说服本质,西塞罗区分了以真理为目的的哲学修辞学与以说服为目的的演说修辞学:“某些哲学家也具有优美的风格……即使如此,他们的风格既无公众演说所需要的紧张,又无它所需要的尖锐。他们只与有学问者交谈,旨在使他们的情感缓和而不是紧张。他们交谈的主题只关于平静而不涉及骚乱,目的在于教育而不是征(说)服。……由此,要把他们的风格与我们正在讨论的雄辩区分开来并不困难。他们的风格是柔和并学院化的,缺乏大众化的词语与句子,没有正式演说的节奏且结构散漫。在它里面,不包涵任何愤怒、憎恶、残暴、痛苦等情绪,并缺乏实践的精明。它是不通事务的少女,天真、谦逊,并白璧无瑕。它只能称为交谈而不是演说。尽管任何言说都可能被称作演说,但只有演说家的演说才能真正配享有这个独特的名称。”2显然,如果说一切有关语言使用的艺术都可以被称之为修辞学,那么只有以说服为目的的演说修辞学才能被真正称之为作为雄辩形式的修辞学。 这也就是说,在西塞罗看来,哲学真理本身依然需要修辞学语言的优美表达,目的在于使真理获得完善的说服效果——雄辩。雄辩即是通过真理的说服。对雄辩这一概念的使用,既构成了西塞罗结合哲学与修辞学的理论基点,也表明了西塞罗对哲学真理的理解与苏格拉底-柏拉图的本质不同。在苏格拉底他们看来,真理本身是绝对的、完满的“一”,它不以任何意见为转移,并不需借助于任何语言而独立自在。人们在追求真理的过程之中可能还需要借助修辞学、语言的帮助——这是他们所谓“真理修辞学”的意义,但真理本身不需要修辞学:它不是一种说服,而更是一种教化、强制。但在西塞罗看来,这种绝对的真理既不可能获得,也不必要去追求,人们只能获得并满足于“可能性的真理”:3作为一种真理,它需要哲学的批判辩驳、范畴的逻辑探讨;作为一种可能性真理,它又只是包含意见的真理,在语言中得以表达并需要修辞学语言的长篇陈述来阐明它相对于其他意见的优越性与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