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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辞学转向与修辞学的转向 发表学习的趋势是20世纪下半叶哲学、美学、语言学等学科共同讨论的主题。在《语言乌托邦》(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以及《修辞论美学》(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等著作中,美学家、北京师范大学的王一川教授较早从美学角度系统探讨了“修辞论转向”问题。12002年12月,哲学家、复旦大学的俞吾金教授则发表了《警惕文化生活中的“修辞学转向”》一文(《文汇报》,2002年12月19日),俞文从现实社会生活的角度批评了国人文化生活中的某些不恰当的话语修辞方式。针对俞吾金教授文章中的一些观点,语言学家、南京大学的王希杰教授则发表了《修辞和修辞学转向》一文(《毕节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3年第1期)。文章认为,俞吾金教授把“修辞学转向”简单等同于只要大话、空话、套话,不注重事实的修辞的看法是不妥的,这种误解不利于修辞学的发展。王教授就此提出,在“修辞学转向”的背景下,应当积极推动跨学科的对话,中国的修辞学家应当在中国繁荣修辞学。2上述学者的不同看法,既反映了人们对“修辞学转向”问题的集中关注,也反映了人们对这一问题的众多分歧。基于此,本文所要探讨的问题主要有:1、“修辞学转向”的本质倒底是什么?2、“修辞学转向”给修辞学带来哪些挑战?3、“修辞学转向”给修辞学带来哪些启示? 一、 “修辞学转向”的两组含义 美学家所要转向的那个修辞学,似乎并不是我们现在的修辞学,不是那几个、几十个修辞格,甚至美学家所说的比喻也不是修辞学家所说的那个比喻!王希杰教授提出:“我们还没有真正理解美学界的‘修辞学转向’的真正含义。”3因此,在美学家赞扬、向往修辞学的时候,修辞学家应当清醒地认识到:今天的修辞学并不是美学家理想中的修辞学。”2那么,“修辞学转向”的真正含义或说本质倒底是什么?“修辞学转向”中的“修辞学”又是什么? 关于“修辞学转向”,王一川认为其本质是“让阐释学走向修辞学,从语言性转向修辞性。”这就由“早期的语言中心论,转而注重从语言与实践的关联确定语言和阐释学课题。”4应当说,王一川的分析是比较准确的。因为,所谓的“修辞学转向”,也正像它前边的“语言学转向”、“阐释学转向”等一样,其实都是哲学、美学等学科发动的。也就是说,“语言学转向”并非语言学家发起的,“修辞学转向”也不是修辞学家发起的。比较起来,“修辞学转向”对“语言学转向”和“阐释学转向”既有继承,也有否定和批判。从继承上来说,它主要汲取了阐释学的传统,即突破或消解言语作品的独立性,转向强调听读者的解释自由和解释能力。然而它又不纯像早期的解释学那样空洞,而是以人们创造修辞话语、理解修辞话语以及修辞话语反映的社会文化理念为依托。对“语言学转向”的批判,实际也是反对以早期维特根斯坦为代表的日常分析学派对语言的态度,即把语言看成可以用数学、逻辑学方法分析演算的抽象符号,“修辞学转向”虽然也把语言符号视为理性的栖居地,但更看重语言符号所反映的人的创造性、能动性。所以,“修辞学转向”的第一层含义在于:“修辞学转向”的源头是“语言学转向”和“阐释学转向”,也就是说,哲学、美学等要从原先的语言学、阐释学的研究范式转到修辞学上来,其核心还是要揭示人的主体性问题。 既然是“修辞学转向”,那么起码就可以有这样几种理解:1、转向修辞;2、转向修辞学;3、修辞学自身转向。 把“修辞学转向”看成“修辞学自身转向”,即修辞学自身在学科内部发生了根本性变革,这一点很难成立,原因“修辞学转向”的第一层含义已作了揭示。那么剩下的两种解释,到底是“转向修辞”还是“转向修辞学”呢?我们认为,所谓“修辞学转向”,其最终所要转到的目的地并非修辞学,而是修辞。而这里的修辞,也绝非修辞学意义上的修辞,而是哲学家、美学家眼中的修辞,其核心是人的修辞话语乃至全部的符号化的修辞行为。这其中的原因,还是像哲学家、美学家所说的:“与‘语言性’相比,‘修辞性’更突出的是语言活动的社会动机和社会效果。”在他们看来,“修辞指人为着感染他人、确立或改变自己在社会权力结构中的位置而有力和有效地运用语言(当然在语言的最广义用法上)。”4所以,“修辞学转向”的第二层含义是:哲学、美学等要把研究视角转向修辞。这种“修辞”是最广义的语言,相当于索绪尔意义上的言语活动:语言+言语。 二、 “修辞学转向”的影响 尽管“修辞学转向”给二十世纪的哲学、美学研究注入了新的生机活力,但对修辞学而言,却未必是好事:“转向”也许给原有的修辞学带来巨大的冲击,甚至起着颠覆性的作用。 首先,在修辞观上,“转向”带来的往往是泛语言化、泛修辞化或泛符号化。这种“泛化”的结果势必把人的一切与语言有关的甚至无关的活动都纳入到修辞学的研究视野,于是修辞学便与哲学、美学、心理学、社会学、文学等等杂糅在了一起,从而淡化甚至丧失了独立的学科属性和地位。任何一个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