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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辞学的变革 一、 修辞学的历史审视 新语法经历了从古典满语到新语法的一些改革。因此, 为了在讨论今天科学中的修辞学问题时有一个合理的平台, 我们首先需要对修辞学的范畴作一次历史的审视, 以获得一个崭新的、明晰的修辞学概念。 1. 修辞的历史观和舆论观 古典修辞学从智者时代发展到亚里士多德形成一个顶峰, 之后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修辞学都沿着这条线索不断成熟发展。在民主城邦时代, 智者认为世界是不确定的、模糊的, 需要通过语言的手段去阐释和理解, 因此真理和现实并不是先于语言的自在之物, 而是语言的产物, 修辞是一种必需的方法。柏拉图严格地区分了“辩证术” (dialectic) 与修辞学, 认为辩证术关心的是认识和真理, 而修辞术关心的是舆论 (doxa) 、信念或个人意见。真理是绝对的、必须接受的观念, 而舆论则是无关紧要的。 (参见《柏拉图全集》第1卷, 高尔吉亚篇) 以后西方在很长一段时期里都延续了这种轻视修辞的态度, 普遍认为修辞是一种迷惑人的、多余的、甚至不道德的行为。亚氏正式将修辞学系统化, 在其《修辞学》中探讨了构思、谋篇布局、演说技巧、文体风格等具体实践问题, 形成了传统的五艺说。 (参见亚里士多德) 此时的修辞学研究的主要对象是演说者如何劝服听众相信自己的观点。 古罗马时期的修辞学尝试复兴智者时代, 将修辞与哲学、政治、伦理等联系起来, 作为人们获得知识、形成道德观的一种手段。但是文艺复兴时期将这一条线索发展为两个截然不同的倾向:一种是强调人本主义, 突出语言的作用, 修辞被放在了一个很高的位置;另一种是对修辞的批评, 并主宰了以后的修辞学理论研究。后种倾向是以笛卡尔为代表的理性主义, 追求绝对的、客观的、永恒的真理, 认为修辞学只是研究表达方法问题。这种倾向对古典修辞学的研究范围作了很大的剥离:论辩部分被分割到辩证法中, 构思和谋篇布局被置于逻辑规则之下, 修辞学只剩下文体风格和演说技巧。这种狭窄化导致修辞学自身的发展一直停滞不前, 并且受到其他学科尤其是科学的排斥, 甚至在道德上成为一个负面的概念。 这种对于修辞学的认识绵延了很长一段历史时期, 至今被人们广泛接受的也是这种认识。它也导致了在现代的STS研究中, 修辞学习惯性地被遗忘甚至被反对。但是事实上, 修辞学的概念在近现代已经有了革命性的发展。 2. “意识”的提出—新修辞学:修辞拓展到所有交流活动中 近代以来, 修辞学中逐渐出现了认识论的研究特征。苏格兰牧师坎贝尔在《修辞哲学》中借鉴了功能心理学的成果, 认为修辞学的作用是启迪理解、满足想象、触动情感或影响意志。意大利修辞学家维科 (Vico) 认为修辞是一切艺术的中心, 是人类理解世界的关键方法;人类以语言为手段, 使完全无序的自然变得有序。他提出以修辞格为基础的关于语言、思维和经验之间关系的理论。他假定人类的思想首先是由隐喻发展而来的:从最初人类大脑运作的隐喻开始, 人类的思想进步到转喻, 思想、语言和文学再从转喻移动到提喻, 语言发展的最后阶段是反语。 (参见温科学, 第20页) 肯尼思·博克拉开了新修辞学的序幕, 彻底扭转了对修辞的认识。他指出:“如果要用一个词来概括旧修辞学与新修辞学之间的区别, 我将归纳为:旧修辞学的关键词是“规劝”, 强调“有意识的”设计;新修辞学的关键词是‘认同’, 其中包括部分的‘无意识的’因素。‘认同’就其简单的形式而言也是‘有意识的’, 正如一个政客试图与他的听众认同。” (Burke, 1973, p.263) 在认同中“有意识”的部分与旧修辞学中的规劝类似, 博克将其归结为由共同的东西构成的“同情认同” (indentification by sympathy) 以及在分裂中求同的“对立认同” (indentification by antithesis) 。但是, 博克更加强调的是“无意识的认同”即“误同” (indentification by inaccuracy) , 他以今天科技社会为例, 指出人们常常不自觉地将机械的能力当成自己的能力。这种无意识认同概念的提出, 实际上有把修辞概念泛化的倾向。博克还对语言的概念作了进一步的阐释, 指出人的语言不是纯粹的符号, 而是包含着态度, 并且通过这种态度来导致行动。把一个人称作是朋友或兄弟, 是表明与他、他的价值观或目的具有通体的性质;把一个人斥为坏蛋, 是对他的整个方式、他的“写作活动”、他的“原则”或“动机”的攻击。一个表达词语具有双重的内容, 因为在叙述物体的性质时, 它包含了对那种物体的一种暗含的行动方案, 因此起了动机的作用。 (ibid, 1969, p.41) 博克还认为语言不仅导致行动, 而且建构我们的现实。我们生活中包括科学中使用的术语在本质上是选择性的:一个术语是现实的一种反映, 它同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