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长篇小说《天堂蒜之歌》的叙事艺术.docxVIP

莫言长篇小说《天堂蒜之歌》的叙事艺术 莫言的小说《天体大蒜歌》（1978年至1989年）以农村改革为背景，考察了农村改革的有效性。小说开头的事件是主人公高羊、高马因参与暴动而被警察逮捕。暴动的原因是, 改革期间, 乡政府提倡蒜农们大量种植蒜薹, 蒜薹种出来后, 乡政府不仅不履行承诺按价收购, 还任意对蒜农征税并且禁止蒜农把蒜薹卖给外来收购者, 其后果是蒜农辛苦种植的蒜薹大量积压, 腐烂变质, 乃至臭气熏天, 蒜农们依靠蒜薹改变贫困生活处境的美好愿望也随之宣告破灭。由于政府瞎指挥以及相关官员对此置之不理, 蒜农由此更加愤怒, 因而砸毁、焚烧了乡政府, 于是发生了这起上了《群众日报》的“天堂蒜薹事件”。围绕这一事件, 小说交错叙述了高马与金菊的爱情悲剧, 方四叔惨遭车祸, 瞎子张扣惨死街头等事件。小说每一章的开头都引用了瞎子张扣演唱的歌谣片段, 在每一段歌谣的结尾作者补叙了瞎子张扣演唱该段歌谣时的具体情境或是演唱对象。这样一种民间曲艺穿插的方式绝非偶然, 瞎子张扣演唱的歌谣在小说中承载着重要的叙事功能。剖析小说中歌谣的叙事功能对理解这部小说的艺术韵味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 重复叙事的必要性 小说主体部分交错叙述了两个故事, 第一个故事围绕天堂蒜薹事件, 详细叙述了卷入其中的高羊、高马、方四婶三人被关押前后的悲惨遭遇及其后来的结局。第二个故事讲述了高马与方金菊之间磨难重重却最终沦为悲剧的爱情。两个故事交叉叙述, 轻重缓急分明, 蒜薹事件的惨烈、残暴、硝烟弥漫与高马、金菊之间爱情的奔放、执着、坚忍相互撕扯, 相互背离最终走向共同的悲剧, 二者合奏了一曲凄楚、惨烈、愚昧的人性的哀歌。小说主体部分故事的叙述已经非常完整, 人物性格的变化轨迹清晰, 其最终结局也在小说结尾附上的所谓的《群众日报》上得到了“昭示”。 诗评家钟嵘在《〈诗品〉序》中说:“嘉会寄诗以亲, 离群托诗以怨。至于楚臣去境, 汉妾辞宫……凡斯种种, 感荡心灵, 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这段话强调了诗与歌在抒发“感荡心灵”的情感时的重要作用。莫言的长篇小说《天堂蒜薹之歌》可以看成是一曲抒发内心义愤情绪的三重奏。 作者把瞎子张扣演唱的歌谣安插在每一章的开头并详细叙述歌谣演唱的情境和对象, 歌谣内容与小说主体部分的两个故事形成一种功能性的重复叙事, 这样一种重复叙事有助于强化小说所要表达的主题, “使得即将发生的行为 (预期的叙述) 的意义和刚刚结束的行动 (事后的叙述) 的意义更加明确。作为一个整体, 这些歌谣总括起来就是‘天堂县民谣’, 用每个农民都能理解的话语指出了故事的道德意义”。接受者在阅读小说的过程中也可以从这种重复叙事中获得多重审美感受。另一方面, 这样一种功能性的重复叙事, 形成了小说叙事话语的多重性。瞎子张扣歌谣唱词对于这一事件的记录和评价与《群众日报》对这一事件的报导评论是完全不同的, 瞎子张扣演唱的是民间的歌谣, 代表的是民间的声音, 是一种“民间话语”, 而报刊杂志的官方的报导代表的是“政治话语”和“权利话语”。作者利用瞎子张扣演唱的民间歌谣的形式来叙述这一事件, 更加强化了作者本身的民间立场。同一个故事从不同的立场, 以不同的视角进行讲述, 形成叙事的复调形态, 有助于丰富故事内涵, 为读者的多重阅读期待提供了可能性, 同时不同的叙事立场、叙事话语之间的对抗和冲突会提升整个文本的叙事张力。此外, 张扣唱词的内容与小说主体部分叙述故事的内容并不同步, 不具备一一对应的关系, 这样一种叙事时间和顺序的错位, 无形之中增添了小说叙事的曲折性和层次性, 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可以从这种“混乱”与“不规则”中获得一种“凌乱无序”的美感。也正是这种“错位”强化了文本中多重叙事话语之间相互对抗和冲突的力量。 二、 为“蒜事件”埋下 瞎子张扣演唱的歌谣贯穿小说始终, 是小说中的一条非常明显的叙事线索。歌谣唱词所叙述的内容就是天堂蒜薹事件的来龙去脉以及瞎子张扣对这一事件的所感、所评。瞎子张扣的唱词讲述了关于蒜薹的故事, 其中的“蒜薹事件”正如作者所说“小说中的事件, 只不过是悬挂小说中人物的钉子”2, 如一颗钉子一样悬挂起了高羊、高马、方金菊、方四婶、方四叔等人物与蒜薹不可分离的悲苦命运。如果把瞎子张扣演唱的歌谣作为小说的叙述主体, 那么高羊、高马、方四婶、方四叔、高马与金菊之间的爱情故事只不过是对这一主体的补充和诠释, 每一个故事都是对瞎子张扣歌谣的注解。由此可见, 瞎子张扣的歌谣与小说中的两个故事可以说是相互依存不可分割, 可以互为小说主体的内容。如果说小说中的故事是以具体的“事实”来表达蒜农对政府压榨盘剥的控诉, 对自身悲苦命运的无声的、痛苦的挣扎, 那么瞎子张扣的歌谣则赤裸裸地唱出了蒜农们对官僚压迫盘剥的激烈抗争, 对改变自身悲苦生存状态的觉醒和义无反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