虞192《史志》所见之东汉时期的增灶.docxVIP

虞192《史志》所见之东汉时期的增灶 东汉的于刚在中国军事战略史上有争议。他的“增灶”退敌与战国时孙膑的“减灶”诱敌之计并蒂竞放,把示形以制造敌人过失的作战指导推向了艺术的极致。然而,虞诩还有比“增灶”大得多的贡献,那就是他曾以十分清醒的国土意识,避免了金瓯之缺,保全了今天已成为中国腹地的河西走廊。 永初四年(公元110年),西羌变乱,凉州一带田亩荒废,民物憔悴,又恰逢南匈奴频频骚扰,大将军邓骘焦头烂额,决意放弃凉州,全力防御北方。他向有关官员解释自己的考虑:西线和北线,就像两件破衣,牺牲一件去补另一件,至少还可保全一件,不然两件都将支离。 虞诩此时虽然还是个初级禁卫官,但他却不揣冒昧地向太尉李修发出警告:邓骘的意见,决不可以实施。先帝开疆拓土,流血流汗,千般辛苦,才把这块土地收入版图,岂能为救燃眉,就割其股肱?舍弃凉州,长安一带就要成为边塞,唇亡齿寒,连皇家陵墓都要受到威胁,哪里还有回旋的余地?凉州人崇尚战斗,习惯军旅,守土拒敌,从不反顾。如果把他们推开不管,恐怕在他们心理上会造成一种被遗弃感,从而迁怨于政府。一旦天下饥馑,很难保他们不揭竿而起,席卷东来。到了那时,即便有孟贲、夏育(战国时人)那样的勇士,姜子牙那样的统帅,也将阻挡不住了。窃以为邓骘的比喻很不恰当,倒不如说这象两处恶疮,一处不治,将流毒全身!李修说,我还没有想这么深,多亏了你的提醒。后来,当局按照虞诩的建议,招揽当地豪杰,赋予封疆之命,凉州终被保全下来。 虞诩因为跟邓骘唱反调,遭到一连串的打击陷害。但他却说,不遇盘根错节,不能显示刀斧的锋利;国家危难的当头,正好是我建功立业的机会。可见其坦荡。后世的中国人都应感谢虞诩。不然,中国的地缘政治因素也许不会象现在这般举足轻重。 当然,那时虞诩还不知道何谓“地缘政治学”,但是他确实认识到了先帝(实际上主要是先民)们开疆拓土所领有的空间,是种族繁衍发展的根基。版图关系着后世子孙的长远利益,万不可以近害远,随意割舍。应当说,虞诩的这些主张是经得起历史淘洗的。疆域和国土是祖先留给我们最珍贵的遗产,无论发生了什么样的困难,作为后世子孙,只有用血肉之躯筑起长城,抵御侵略,焦土抗争的义务;而没有任人肢解或割地苟存的任何权利。所谓国防观念,其核心的部分就是版图意识。我们不要别人的一寸土地,但我们也不能容忍任何国家凯觎我们的版图。 虞诩用自己的“恶疮说”否定丁邓骘的“破衣说”,更反映了他作为一代人杰的机智与深遂。对于国家版图的任何一部分都不能孤立地去看,都要从国家总体战略的角度细心权衡,审慎抉择。西汉时傅介子、张骞等人出生入死,用了很大的气力经营西域,才打通了河西走廊,使之成为联络欧亚、巩固边疆的战略枢纽。轻弃凉州,或许于军事上有某种缩短战线、集中军力的意义;但在政治上、经济上,乃至在战略上,其考虑却显然有很大的局限。须知,价值观念是一个历史的变量。此代人眼中的弹丸之地,一叶孤舟,一旦放在新的时代背景之下,与后人的战略目光邂逅,它就可能成为关乎民族兴衰存亡、不可或缺的敏感方隅。比如南沙群岛的问题就是如此。“恶疮说”的高明就在于它清醒地看到了疆域和国土要由历史来铸定,失之易,得之难;在于它把那种缺乏历史责任感的败家子作风比作“恶疮”,不治则染;在于它及时提醒决策者不能在版图问题、在国家尊严上作井蛙之观,遗千古之恨。 最后,虞诩有破有立,拿出了控驭边疆的具体措施,那就是起用任命地方贤达,实行类似民族区域自治的办法,维系边远地方与中央政府的联系,逐步实现民族融合。他引关西(函谷关以西)出将,关东出相的俚语,来说明要珍惜爱护自己臣民中的人才,不因地域和开化程度的差异而有所偏见,更是难能可贵的开明。 后来,虞诩官至武都(甘肃成县)郡长,虽说不甚显赫,但他在自己的任期之内,整饬边寨,开凿水道,复苏经济,做了许多很实际的工作。史载他到任之初,该郡谷米每石1000钱,食盐每石8000钱,居民1.3万户。三年之后,谷米每石80钱,食盐每石400钱,居民增至4万余户。可见,他不仅是封建社会里一个有强烈国土意识的思索者,而且是一个振兴边疆的实践家。虞诩的榜样,值得景从仿效。而作为一名共和国的卫士,尤应引为金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