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瓦岗军到李密论隋末瓦岗农民起义军的失败.docxVIP

从瓦岗军到李密论隋末瓦岗农民起义军的失败 一、 隋末农民战争的三种力量 隋朝末年，农业战争始于明朝第七年，经过长期的艰苦斗争，终于在明朝成立13年。原来用绝顶凶残的剿杀对付农民的隋王朝,如今象一匹陷没在燎原烈火中的猛兽一样,死期已经指日可待了。然而,就在这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隋末农民战争的三支主要力量——翟让领导的瓦岗军,窦建德领导的河北起义军和杜伏威、辅公祐领导的江淮起义军,先后都发生斗争方向和性质的逆转,使这场伟大的农民革命遇到了迄今令人愤慨不已的结局。 为什么隋末农民战争会在大业十三年发生这种带有根本性质的变化? 本文将通过研究,分析当时社会各个阶级和阶层的政治动向,分析它们之间复杂的斗争及其相互影响,尝试回答其中的瓦岗军由胜利到失败转化的根源。 二、 历史研究的重点在于对各具体阶层的斗争 李密字玄遽,582年出身在一个“自周及隋……号为名将”的显贵家庭。隋文帝开皇年间,他承袭父亲的爵位继续当蒲山公,成为当时屈指可数的士族地主中的一员。然而,就是这个士族地主,在大业十三年便成为了隋末农民革命的主力和中坚——瓦岗军的最高首领。 隋末农民战争自从兴起之后,“得隋官及山东士子皆杀之”1,斗争的锋芒始终明确地指向当时的士族地主,指向它的统治机器——隋王朝。为什么到了大业十三年,一贯反对士族地主的瓦岗军,不仅让它的敌人进入自己的队伍,而且还让他充当了最高首领呢? 有人说,李密之所以能参加和领导瓦岗军,是由于他脱离了反动的士族地主集团,向前迈进了一步,和农民群众共同反抗隋的统治阶级,是杰出的农民起义领袖。 有人则不同意这种意见,认为李密始终没有改变自己的阶级立场。他是用欺骗手段钻入农民革命队伍的反革命阴谋家,最后窃取了农民军的领导并且出卖了瓦岗军。 前一种意见歪曲了历史实际,而后一种意见原则没错,但没有回答问题的要害。这二种完全相反的观点,存在着一种共同的欠缺,即没有把李密放在当时复杂的阶级斗争中去考察,几乎完全忽视了一系列伴随着李密而出现的严重的阶级斗争事件,都用空泛的判语代替了丰富、具体、生动、活泼的阶级存在和阶级斗争。 其实,在历史研究中,对某一个具体的历史人物下一个肯定或否定的判语不是我们研究的目的,至少不应该成为我们研究的重点。关键到是通过他们去看清他们所代表的具体阶级或阶层,分析这些阶级或阶层之间的交错纵横的斗争,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假如离开了这种具体的分析,就贸贸然作出一个肯定或否定的结论,那就势必变成不是空泛,便成歪曲的判语,对于历史研究是不可能有什么裨益的。恩格斯说得好:“当你问到反革命成功的原因时,你却到处听到一种现成的回答:因为某甲或某乙‘出卖了人民’。从具体情况来看,这种回答也许正确。也许错误,但在任何情况下,它都不能解释半点东西,甚至不能说明,‘人民’怎么会让别人出卖自己。而且如果一个政党的全部本钱就只是知道某某人不可靠这一件事,它的前途就太可悲了”2。联系到‘四人帮”霸占史学阵地的那些年月,那种早已遭到恩格斯嘲笑的“出卖”云云的谬论,曾经充斥于罗思鼎、梁效之流“著作”的事实,我们更应该十分重视恩格斯这些精辟、深刻的批判意见,并且以此为我们进行历史研究,其中包括评价李密那样的历史人物时的理论指针,用新的研究成果去扫荡“四人帮”文人们所制造的历史垃圾。 作为士族地主的李密和反士族地主的隋末农民战争发生直接联系,始于大业九年士族地主杨玄感的起兵之后。这个几经落网又侥倖脱险的士族地主化名刘智远,终于为“穷途”3所逼,改换了斗争手段,从原先极端仇视农民转而靠拢农民军,企图从这里某取东山再起的凭借。这是后来相当普遍于士族地主的一种新政治动向的先兆。 起初,李密曾去投奔郝孝德领导的起义军和王薄领导的起义军,但“孝德不礼之”,“(王)薄不之奇”4,未能得逞。后来,他又来往奔走于王当仁、王伯当、周文举、李公逸等四支较小的起义军,“说以取天下之策,始皆不信,久之,稍以为然”4。就是说开初大家同样不理他,天长日久,有些人便动摇了,不过还是将信将疑。因此李密在这四支起义军中仍然没有找到立脚的地方。最后,他来到了翟让领导的瓦岗军。情况如何呢?历史记载说:“密归翟让,其中有知密是玄感亡将,潜劝害之。让囚密于营外。密因王伯当以策干让”5,结果,才算没有被处死,“仍为游客,处于让营”。 这些就是李密代表士族地主采取新的斗争手段后,在农民军所遭到的政治反映。大体说来,农民军中对李密有两种不同的政治态度:第一种以翟让为代表。他们根据李密是杨玄感的亡将,亦即他是士族地主中的一员,采取拒绝甚至准备处死的态度。这显然是极端仇视士族地主的政治态度,是农民军反对士族地主斗争的必然表现;第二种以王伯当为代表。比较暖昧,当时还持将信将疑的态度。但第一种态度这时在各支农民军中都占据着主要地位,因此,李密尽管由于王伯当等人的支持留下了,却终究未能正式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