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文”视角下的明嘉靖本《荔镜记》.docVIP

“互文”视角下的明嘉靖本《荔镜记》 明嘉靖本《荔镜记》，全名《重刊五色潮泉插科增入诗词北曲勾栏荔镜记戏文》，由福建建阳“余氏新安堂”刊刻于嘉靖丙寅年间(1556)。全本共五十五出，不分卷，计一百零五页。它不仅是珍贵的明代戏曲刊本，还是流传广泛的“陈三五娘”故事迄今所能见到的最早祖本。一直以来这个刊本所包含的丰富戏曲文化信息得到诸多研究者的关注。笔者阅读《荔镜记》，发现其正文明确援引诸多其他戏曲剧目，这些戏曲剧目不是简单地以典故的形式存在于刊本曲词中，而是对《荔镜记》文本内容与文本意义的生成有不容忽视的作用。 在此，笔者拟借用“互文性理论”对嘉靖本《荔镜记》进行解读，展现《荔镜记》正文与所涉戏曲剧目的互文本关系，在一个开放的文本网络中确定《荔镜记》的价值与地位。“互文性”的概念最早是由法国符号学家朱丽娅·克里斯蒂娃提出，她认为“任何作品的文本都是像许多行文的镶嵌品那样构成的，任何文本都是其他文本的吸收和转化”［1］。换言之，每一个文本都是其他文本的镜子，每一文本都是对其他文本的吸收与转化，相互参照，彼此牵连，形成一个潜力无限的开放网络。“互文性”研究力图挖掘不同文本之间显性或隐性的密切联系，强调文本与文化的表意实践之间的关系，这大大拓展了文学批评的视野。 据笔者统计，嘉靖本《荔镜记》在正文唱词或道白中明确提及的古代戏曲作品有《怀香记》《西厢记》《青梅记》《破窑记》《玉镜台》《刘晨阮肇误入天台》《王月英月下留鞋记》《王魁负桂英》《赵贞女》《乐昌公主破镜重圆》等十几部。其中不少剧目的相关情节出自婢女益春之口。作为一个“乞人饲”的过着“亲像许苦桃涩李一般”［2］生活的下层婢女，益春对众多剧目内容了然于心，能信口拈来，恰到好处地劝慰五娘。这样的情节安排能取信于观众，可见这些剧目在当时闽南粤东民间流传之广、影响之大。这无疑为明嘉靖前泉潮一带繁荣的戏曲活动，提供了有力的例证。 在所征引的众多剧目中，《荔镜记》与《西厢记》的互文关系最为鲜明。除了第十二出、十八出、十九出、二十出、二十六出、三十三出的唱词或道白明确提及崔张爱情故事外，还有一些关目很显然取自《西厢记》，如第二十四出《园内花开》中陈三“跳墙”一节本于《西厢记》第三本第三折，第二十六出《五娘刺绣》中益春“传简”一节本于《西厢记》第三本第二折。我们可以从情节结构、人物形象、主题思想三个方面确认两者的互文关系。 首先是情节结构。《西厢记》五本二十一折的庞大规模显示了其情节的复杂生动，择其要者主要包括:佛殿惊艳、借寓西厢、白马解围、夫人赖婚、红娘传简、酬简私会、长亭送别、郑恒争婚、团圆成亲这几个情节。这与《荔镜记》的基本故事框架高度相似。同样是一见钟情，同样是设计接近，同样是咫尺苦恋，同样是花园私会，同样是小人争婚，同样是团圆结局。甚至在关键情节的安排上，《荔镜记》无不效仿《西厢记》。当陈三苦于无缘得见五娘时，张生“假意西厢下读书”的举动给他以榜样，陈三不惜破镜卖身寓居黄府。当陈三与五娘隔着花园围墙暗通情愫时，陈三竞学张生“跳墙”相会。当五娘对陈三有所猜疑时，同样有“传简”“闹简”等精彩关目。其次是人物关系。《西厢记》中一旦一贴一生的核心人物关系为《荔镜记》所承传。同样是漂亮谨慎的大家闺秀、真诚大胆的仕宦子弟以及热心聪明的贴身婢女。在主题思想上，同样是男女私合而“终成眷属”。可以说，《荔镜记》就是一部明代闽南、粤东版的《西厢记》。 在剧作中，《荔镜记》丝毫不掩饰自已对《西厢记》的模仿与借鉴，然而这压根不影响《荔镜记》这部剧作在闽粤地区难以替代的历史地位。因为在《荔镜记》与《西厢记》的互文关系中，重要的不是它们的相似性，而是它们的差异性。在情节结构上，李渔曾提出《西厢记》的主脑为“白马解围”，“一部《西厢》，止为张君瑞一人;而张君瑞一人，又止为‘白马解围’一事，其余枝节，皆从此一事而生——夫人之许婚，张生之望配，红娘之勇于作合，莺莺之敢于失身，与郑恒之力争原配而不得，皆由于此。是‘白马解围’四字，即作《西厢记》之主脑也。”［3］可以说，“白马解围”是西厢爱情故事的关键情节，它赋予了崔张爱情发展的合理内力，无论崔莺莺张生在接下来的爱情道路上走得多遥远，某种意义上他们只是捍卫本属于自己的爱情婚姻。而“白马解围”这一“主脑”是一个偶然事件，情节的驱动力实际上来自于外部环境。在《荔镜记》中，主脑则为“登楼抛荔”。元宵的一面之缘让黄五娘对马上郎君念念不忘，当她在绣楼上再次瞥见意中人时，她毫不犹豫地将代表心意的荔枝与手帕抛下。此后的“破镜”“私会”“私奔”“发配”都只是“抛荔”情节的延续。可以看出，“登楼抛荔”这一“主脑”的内动力完全出于人物自身对美满爱情婚姻的渴盼。 再看令人捧腹的“跳墙”情节。《西厢记》中张生“跳墙”充满喜剧色彩。时时自诩“猜诗谜的社家”的张生在爱情绝望关头收到莺莺的信笺，惊喜之余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