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本潮州戏文《荔镜记》《荔枝记》插图及其叙事功能的探讨.docVIP

明本潮州戏文《荔镜记》《荔枝记》插图及其叙事功能的探讨 摘要:随着明代刻板业的兴盛，潮州戏曲文本开始出现大量的插图。《荔镜记》与《荔枝记》作为明代潮州戏文重要的代表，配有大量表现形式丰富多彩的插图。这些插图充分展现了明代闽南及潮汕地区的实际社会生活和戏文故事发生的社会背景。潮州戏文插图的这些功能为解读明代社会生活和戏曲叙事的模式提供了很好的素材。 关键词:《荔镜记》；《荔枝记》；明代；潮州戏文；插图 温建钦，男，广东普宁人，在读博士，主要从事区域历史文化研究。 明清以来，随着城市与集镇的扩展，以戏曲、小说为代表的通俗文学迅速传播，促进了文学与刻板、绘画的高度融合，戏曲在民间广受欢迎，传播载体的革新使传播范围不断扩大，推动戏曲的发展。 对于现存明本潮州戏文五种而言，学术界多从历史学及语言学的视角进行研究。饶宗颐先生《明本潮州戏文五种说略》作为一篇纲领的论文，在其《潮州志·戏曲音乐志》的基础上，从文献学、历史学、语言学上对明本潮州戏文做了全面深入的讨论，是为奠基之论作[1]；康保成[2]、詹双晖[3]、郑守治[4]诸学者均认为明本《金花女》为南戏向潮泉调剧种转变的重要版本；曾宪通先生则依据明本《金花女》对潮汕方言词语进行探讨，讨论了其所反映的明代共同语与方音之间关系的系列问题[5]。林艳枝的研究则是从版本学的研究对嘉靖本《荔枝记》进行分析[6]。钟美莲[7]、林道祥[8]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戏文的词汇研究上。笔者曾对潮州戏文《金花女》宾白疑问句进行统计分析，现代潮汕方言疑问句系统在明本《金花女》形成时期或者更早就已经基本形成[9]。 学界的研究方向基本上都倾向于考据方面的研究和讨论，这固然对戏曲史及潮汕方言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笔者认为，学术的研究不能剥离文本的语境及其样式构成。插图作为明代潮州戏文的重要组成部分却罕见学界讨论。本文试图从插图这一文本样式的重要构成出发，对明代潮州戏文所涉及的刻板业、插图的组成、插图的功用等进行分析。 一、明代潮州的刻板业 明本潮州戏文五种中，《刘希必》《蔡伯皆》为手抄本，不刊插图。《荔镜记》《荔枝记》《金花女》为木刻版本,其中《金花女》刻本不加插图，《荔镜记》《荔枝记》均配有插图。从刻本的保存现状看，三个木刻版本的刻工尚好，且图文清晰可辨。 刻板业的兴起为明代闽南地区通俗文学的盛行提供了科学技术条件，可惜的是现有史料无法直接为我们解释刻板技术在闽南地区的发展状况。笔者试图通过明代潮州地区零星史料的整理，尽可能描述以潮州为代表的闽南地区的刻板业状况。饶宗颐先生在《潮中杂纪序》中对明本刻书有了宏观的论述： 明王源有《韦庵守潮文集》四卷、王思有《寓潮集》五卷(时贬三河道丞)，均宜入潮志艺文之外编。其涉潮州文献者，邻水谈伦著《韩祠录》三卷，钱塘于嵩著《南澳志》二卷，普宁教谕南海邓修贤著《铁山稿》二卷，一刻于郡署，一刻于南澳署，……其非郡人著述而刻于郡署，举其荦荦大者，括苍何镗刻韩文，又刻叶子奇《草木子》，郭春震刻《一统志略》十六卷，同知泰和刘魁刻其同乡罗钦顺之《同知记》，通判梁义卿合《西京杂记》、《三辅黄图》刻为《汉图记》十二卷。私家刻本有《宋简录镌》、《欧苏表启》，刻存于郑旻家。潮中刻本，渊源甚远，《三阳志》述宋刻，历历可徵，清季韩江书局盖又承其遗绪者[10]。 饶先生的这段论述，引用《三阳志》所记述的潮州宋代版刻情况证明“潮中刻本，渊源甚远”。近代番禺学者徐信符《广东板片记略》云:“宋代雕刻粤东寂然无闻。”考《永乐大典?三阳志》，其《书籍》一门云：“郡书旧数十种，岁久漫灭，多不复存，今以管见及新刊者列之于左。”后附典籍达30余种，板数逾万，除常见的经史书籍外，像《新修潮阳图经古瀛乙丙集》、《三阳讲义》等均为潮州地方文献。徐信符所断言宋代潮州无刻书恐事不符实。宋代潮州地区的刻书已经是宋代除三大刻书中心外的另一大重镇。饶先生这段论述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地方就是明代刻本除了官方的刻书外，还有民间刻书。明郭子章《潮中杂纪·艺文志》述：“《宋简录镌》十卷刻存郑布政旻家，《欧苏表启》四卷刻存郑布政旻家。”[11]可见，至有明一代，潮州刻板业是官方和民间共存的状态。 至于郭子章《潮中杂纪序》：“潮州郡志，予先伯大父春震守潮州时，集而刻之，今四十余年矣。”[11]郭文末附有时间为“万历乙酉年(1585年)”，那么郭子章的伯父郭春震所刻“潮州郡志”时间应该早于1585年。刊刻“潮州郡志”是一项繁琐而又浩大的工程，郭春震能够“集而刻之”也足见当时潮州地区刻板业的规模之大及其水平之高。 二、戏文插图的样式 作为版画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荔镜记》剧本除最后一页外，每页均配有插图一幅。而《荔枝记》剧本则每页配插图一幅，两个剧本分别配有插图209幅和177幅，合计386幅。可见，一方面插图在剧本中的重要地位，另一方面也揭示了明代戏文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