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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藏区民族宗教现状调查 社会秩序是所有社会存在的先决条件。社会秩序离不开社会控制。这里需要强调的是,社会控制不是武力的强制,不是操纵,而是对社会有影响力的秩序因素。社会控制是多层次、多元交叉的。清代,以迪庆为中心的云南藏区是一个特别的地区。因为:一、云南藏区是一个多种社会力量交合的地带;二、云南藏区是宗教民族交合的地方。因此,作为各种情况十分复杂的地方,其社会控制在历史上很典型。本文拟从多角度对清代云南藏区的社会控制力量作一历史的探索。 一、 清代云南藏区的社会控制力量和功能 (一) 《田赋志》规定了接受部分并在实际执行地,部门主导地位、诸部门的管理职能 其一、中央政府派出流官到迪庆,设置经营。迪庆在6世纪以后为吐蕃地方政权所控制。明代迪庆转由丽江木氏统治。清初,西藏地方政府和青海和硕特部在建塘(今中甸)派宗官,收取赋税,不过二者的控制是属短暂。雍正二年(1724年),清政府将建塘更名为中甸,“归版设治,移剑川州州判分驻中甸”。第二年,又添设中甸抚番清饷同知一名、经历一名、巡检二名。中甸厅的设立,是国家政治控制在迪庆的开始。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中甸又升为抚夷府,隶属于丽江府。与此同时,雍正五年(1727年),云贵总督鄂尔泰奏请在维西设治,维西厅下辖奔子栏、喇普、阿墩子、为西、其宗,由鹤庆府通判分驻。(卷43)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改维西通判为抚夷通判,更隶丽江府。通过以上的设治,官方对云南藏区的控制进入了具体阶段。 官方通过行政机构的建立和统治,其主要的社会控制功能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官方开始直接“抚治”,纳入国家行政体制一体化。关于这,年羹尧在《条奏青海善后事宜十三条》中就对迪庆清楚提出了清政府的意图。他说:“……云南之中甸等处,皆系西番人等居住牧养之地。……今西番等人尽归仁化,即系内地之良民,应相度地方,添设卫所,以便抚治。”(卷20)“抚治”内容包括行政、民政等。如乾隆十二年(1747年)为保证客民肖凤翔所买土地,中甸抚夷府就究其缘由,晓谕民众和肖凤翔双方,并于当年发了《鹤庆军民府中甸土府格给剑川客民肖凤翔的土地执照》。道光十五年(1835年),为了民众更加重视并做好夏季青稞杂粮,中甸抚夷府也就收获事发出通知。(P248)如此等等。第二,部分的司法纠纷调解功能。“滇省中甸地方,自内附三十余载,地辟民聚。原设州判一员管理词讼、钱粮等事。”(卷513)当然,在清代,中甸厅、维西厅在地方只是很有限的履行这一功能。但中央政府的司法已进一步向云南藏区移植。第三,征收赋税。即上文所引用的文献所说的“钱粮”。“中甸系属抚夷,并无关津要隘,亦无正税可收,仅有牲税、税余银四十二两九钱六分四厘。自道光十五年后照例收解,并无增减。”又如中甸每年差发额一千一百四十八两二钱八分、京斗青稞三千八百四十四石六斗八升、夏税大麦小米收一百二十六石六斗七升二折一搭放兵粮、秋米二百一十七石六斗五升九合七勺存放兵粮,都也由抚夷府负责收缴。(卷上,《田赋志》)第四,部分管理土司的职能。清代在土流并治的地方,地方流官对土司有相当的管理职能,主要是推荐、考核和监督土司。中甸厅、维西厅地方流官的管理职能也很突出。例如中甸马氏土职、公氏土职,他们的发展历程,就充分体现了中甸流官的管理职能。“(同治元年)前署同知刘,详保前抚宪徐赏给(马氏丹珍七里)优先千总扎。”“公处得胜,勤敏,勇毅,充当土目。于咸丰四年。以夷众悦服,拔补土把总,承袭父职,蒙前署厅顾、备胡,转详各大宪会验补实土缺。”(卷中,《土司志》)第五,“依法”管理宗教事务。一是执行上谕有关对云南藏区寺院的管理以及教谕。如在乾隆五年(1740年),上谕“云南中甸僧人每年所领青稞不敷食用,加赏青稞三百石,即于岁征中甸额内支给……查中甸归化寺僧人向有岁定额,蒙皇恩轸念,加赏青稞三百石,合给黄教僧人按数给领。”二是解决寺僧与民众之间的纠纷。由于利益的关系,寺僧与地方的摩擦时有发生,在这一过程中,地方政府充当的是纠纷解决者的角色,并给双方相关“判决书”。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署丽江府分驻中甸抚夷府加四级纪录六次庆为发给执照以息讼端事……应给亦是善事所在,五境百姓俱系信佛之人,不必违拗。该喇嘛等亦当慈悲悯恤,不得多取,以息讼端。”(P238)以上这两方面是云南、中甸和维西地方政府是涉及教务的主要职责。第六,“文化”(王化)功能。中国古代,中央政府对“蛮夷之地”在少数民族服从中央政府的前提下,“因其故俗而治之”,同时主要方式是“束以文教”,开启一方文风。清代,在今迪庆设立流官地方政府后,中甸厅和维西厅就开始了“文化”教导。一是设庙学。中甸一直没有庙学,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条件成熟,“地方商贾兵民以为有其地、有其人,必有其教,然后教化可施,文风可振,禀请于中甸厅主。梅士仁始于东门外东门角东南角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