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史记》称《诗》考.docxVIP

《左传》《史记》称《诗》考 一 《毛序》体现出了儒家思想观念 《素描》的写作时代和作者，不仅是《诗经》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也是自古以来《诗经》研究中最具争议的课题之一。围绕《毛序》作者、作期的不同意见至少有十几种之多,其中最为代表性的意见有四种:孔子弟子子夏所作、孟子学派所作、毛公与毛苌所作、卫宏所作。他们分别所处的时代为:春秋末、战国中、秦汉之交至西汉初年、东汉前期。应该说上述观点都有文献的根据;而反对者的意见也不能说都不成立。于是,有关《毛诗序》的问题形成了长期争论而最终也不能统一的局面。 笔者在接触了大量的相关《毛序》的资料之后,特别是详细研读了《上博楚竹书·孔子论诗》的竹简之后,认为对《毛序》的研究,是否可拓展一些思路:如鉴于先秦两汉(特别是先秦)的许多典籍如《论语》、《庄子》、《墨子》、《左传》等,都有陆续编集而成的现象,鉴于先秦两汉(特别是先秦)著作权的概念并不明显的情况,将《毛序》的成书设想为有一个编集过程,将其放到《毛诗》流传的系统中,考察其作者和作期;又如,《毛序》毫无异议是体现儒家思想观念的一部文献,既然面对如此繁多又如此矛盾的相关《毛序》的记载,从《毛序》所表述的思想观念入手,与春秋末至汉初的思想观念的发展变化相比较,这对于确定《毛序》的作期,无疑是很有帮助的;再如,对于一部承载众多文化、思想的文献而言,确定其写作时代比认定作者更为重要,且确定了写作时代,对认定作者又必然有很大的帮助。 正是基于上述认识,笔者选取了四个“坐标”分别与《毛序》所体现出的思想观念进行了比较研究,这四个“坐标”是:春秋时代的“赋诗断章”、上博楚简《孔子论诗》、孟子论诗以及毛亨、毛苌所作之《毛传》。所得出的基本意见为:“从先秦至汉初的《诗》学观念有明显的承继痕迹和呈现出阶段性:春秋时代‘赋诗断章’多用诗的象征意义;孔子、孔门弟子论《诗》,既重象征抽象的道理,又重政治教化作用;孟子一派注重联系史实寻觅《诗》旨;再到汉初沿袭并强化孔门一派重政治教化的《诗》学观,沿袭并强化孟子一派联系史实、寻觅《诗》旨的《诗》学观,从而更加追求《诗》的本事化和政治化。”“所谓‘编纂而成’,是说大毛公将‘国史’编《诗》时所作属于礼乐仪式上的规定,将自孔子以来孔门一派既重象征的道理,又重政治教化的‘诗说’,将孟子一派开始联系史实寻觅《诗》旨的《诗》说,将秦汉间人受孔、孟派影响,从而更加追求《诗》的本事化和政治化的《诗》说,当然也包括大、小毛公自己的见解,统统纳入代表自己《诗》学体系的《毛序》之中,使之成为以《诗》为载体体现儒家思想的一部经典。”1 十分明显,笔者的结论是,起码在汉初《毛序》已经基本完成了。这就遇到一个问题,即如何看待卫宏作《毛序》的问题。《后汉书·儒林传》言之凿凿:“卫宏,字敬仲,东海人也。……初,九江谢曼卿善《毛诗》,乃为其训。宏从曼卿受学,因作《毛诗序》,善得《风》、《雅》之旨,于今传于世。”(P《儒林传》卷70)也正因为此,所以后世多有人从之。最近读到一篇《论〈毛诗序〉非一人一时所作》2的文章,其思考问题的视野是很值得赞赏的,但其结论“《毛诗序》中涉及《左传》与《史记》的诗序,不可能是毛亨、毛苌所作,西汉偏晚的徐敖、陈侠,东汉时期的谢曼卿、卫宏等,当是《毛诗序》不断充实完善的重要人物”。这个结论得出的前提,是《左传》为刘歆所伪造,《左传》许多史实根据《史记》。这涉及到《左传》的真伪、成书时代等问题。笔者认为,目前学术界占主导倾向的意见,即《左传》是先秦的、可资信赖的一部重要的典籍,而不是汉代刘歆伪造的观点,应该得到承认3。这篇短文不可能再详细讨论这个问题,但无论如何,该文的结论还是很清楚的,即《毛序》不可能在汉初就完成或基本完成,应该是西汉偏晚或东汉时代的产物。既然《毛序》根据了《史记》中的史实,那么,其完成就应该是汉宣帝或宣帝以后的时代,因为《史记》直到汉宣帝时才公布于众。文章对我思考该问题有很大的启发,也即考察《毛序》只根据前面所立的四个“坐标”还很不够,《史记》中称《诗》涉及《诗》内容方面的资料,应该而且必须进入我们的研究视野。后汉卫宏作《毛诗序》的意见,也应该充分重视。 二 《毛序》与《诗》 《毛序》论《诗》有几种固定的类型,如直接说明诗义和联系史实论《诗》就是其中两种重要的类型。直接说明《诗》义的一类,在《史记》的称《诗》、引《诗》中没有反映;而在《左传》的称《诗》、引《诗》中,却能看出《左传》所用诗义与《毛序》说诗义之间的联系,这对考察《毛序》与《左传》的关系是至为重要的。 例1.《左传·襄公十五年》:“君子谓楚于是乎能官人。官人,国之急也。能官人,则民无觎心。《诗》云:‘嗟我怀人,宀真彼周行’。”所引为《周南·卷耳》之诗句。该诗《毛序》曰:“后妃之志也。又当辅佐君子求贤审官, 知臣下之勤劳, 内有进贤之志, 而无险讠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