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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春秋时期诸侯的诗释 诗有两种含义。一个是创作诗歌，另一个是背诵古诗。1本文所讨论的赋诗, 指的是后者。先秦文献涉及赋诗的场合, 多数称“赋”, 但少数场合也称“歌”或“诵”。2赋诗、歌诗和诵诗在这个时候都是同一个意思:以某种我们今天已经不熟悉的音调和节奏, 依据乐谱或不依据乐谱, 类似吟诵或朗诵那样有节奏地风诵流传的古诗。3而这正是班固说的, “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 以微言相感, 常揖让之时, 必称诗以谕其志。盖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焉” (《汉书·艺文志》) 。根据早期可信的历史文献《春秋左传》和先秦诸子的篇籍以及杂史《国语》等记载, 春秋时期诸侯国的上层社会, 在会盟、朝聘、宴饮等场合曾广泛存在赋诗的风习。所赋之诗绝大部分仍可见于相传为孔子删定的《诗经》“三百篇”, 仅有少数今本《诗经》不传。4赋诗风习形成的具体时间虽不可考订, 要之远在孔子之前就已经存在。即使今本《诗经》为孔子删削、整理和编订, 但在这之前就已经存在一些与“三百篇”篇目大致相近的流传文本。公卿士大夫只有将诗的文本烂熟于心, 达到出口成章的程度, 才能运用自如, 所赋得体。由于年代久远, 我们对赋诗这种公卿士大夫当年必备的人生教养和社交风习已经相当陌生, 尤其是赋诗的风习与《诗经》作为神圣文本地位之间的关系理解不多, 本文根据历史文献, 对公卿士大夫的赋诗的风习略加考订, 论述其含义, 梳理其起始衰落及其前因后果, 以为理解儒家的诗学增一助益。 一 诗歌是社会生活的核心 赋诗最早见于记载是在鲁僖公二十三年 (公元前637) , 但我们不能认为赋诗就是产生于这个时期。杨伯峻的看法是有道理的, 他说, 赋诗“始于此, 非前此无赋《诗》者, 盖不足记也”。5由于某种不清楚的原因, 更早的记载没有留下来, 于是现今没有办法窥见赋诗风习的最初形成。我们有理由相信, 赋诗是非常古老的风习, 其古老的程度可能与《诗经》的形成时代相伴随。今天我们历经五四新思潮和“整理国故”观念的洗礼, 将“三百篇”看成是上古的民间风谣和祭祀乐歌。6其实古人对“三百篇”兹事体大, 那是古人生活中的“神圣文本”。任何“神圣文本”必然有一种公共生活形式与之相为配合, 如同《旧约》之于犹太教, 《新约》之于基督教、《古兰经》之于伊斯兰教。在古代中国, 那当然就是《诗》之于赋诗了。文本与公共生活形式之间的关系其实就是该文化的一体两面, 两者难以分离。离开了《旧约》, 就无法想象犹太教;同样离开了犹太教, 《旧约》也就没有任何神圣性可言, 《旧约》也就不成其为犹太人历代崇尚宗奉的《旧约》了。文本以其叙述的故事、谱系、箴言、教训支撑和规范了该公共生活形式, 而一定的公共生活形式反过来赋予文本一种超乎其他任何文本的神圣地位。如果文本神圣至尊的地位由于社会的变化而备受挑战乃至动摇, 则该公共生活形式也将随之式微。当我们要理解远古文本的神圣性时, 必须同时考察与之相伴随的那种公共生活形式。例如, 我们今天读《旧约》, 其中无非是一些神话、部族谱系、部族的迁徙故事以及简单的道德训诫。一个缺乏高深义理简直是卑之无甚高论的早期文本如何能够被视为“神圣文本”呢?离开犹太教解释不了这个问题。犹太教有把持宗教权威的神职人员, 有一套贯彻其权威的社会体制, 有一套支配教众精神和日常生活的仪式, 它们共同奠定了《旧约》“神圣文本”的地位。只要犹太教能够延续, 《旧约》的地位就无人能够动摇。由于《旧约》和犹太教的这种关系, 前者和后者无疑是同时形成的。同样, 今天读《诗经》以它为西周和诸侯国的祭祀乐歌以及民间风谣, 这种“读法”很可能遮蔽了重要的历史事实。因为古人的观念与今人不同, 已经形成的诗的文本占据着贵族公共和精神生活的核心地位, 诗所叙述的故事、箴言和教诲代表了部族、宗族的集体记忆, 它所表达的价值观也是社会生活的核心价值。离开了文本承载的这一切, 贵族对全社会的权力支配便无法维持。赋诗便是维系这一切的社会生活形式之一。因为赋诗, 诗才如此这般地被神圣化;同样因为诗, 赋诗才显示了它在社会生活中多方面和重要的意义。由这种我们对远古文化的认识, 可以推知赋诗和诗一样, 是在相近的历史时期中形成的。虽然赋诗出现在文献记载里, 已经是“三百篇”形成时期的末端, 但它的起源, 一定在更早的时期, 将它定在西周, 虽不中, 亦不至相差很远。 文献记载里的赋诗, 集中在《左传》和《国语》, 尤其以《左传》为详尽。7以《左传》为案例, 若以一个赋诗场合为单位, 春秋242年之中赋诗之数通得33回, 但是分布不甚均等。8襄公 (公元前572—公元前542) 和昭公 (公元前541—公元前510) 之世赋诗的记录最多, 前者有16回, 后者有9回。60余年之中占去了记录的大半。有学者以为春秋赋诗的高潮在襄公之世,9至少按照记载是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