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O对董事会的影响力与上市公司违规犯罪.docxVIP

? ? CEO对董事会的影响力与上市公司违规犯罪 ? ? 　　 一、引言 　　 董事会作为监督公司管理层行为的重要机构，其独立性和有效性近来一直受到质疑。而在“人情文化”盛行的中国，人们更是用“人情董事”、“花瓶董事”等词汇，来表达对董事会有效发挥职权的质疑。2012年初，南纺股份由于涉嫌违反证券法律法规被立案调查；同年5月，南纺股份因连续亏损预警退市，受到广泛的关注。引发舆论哗然的是，南纺股份被披露前董事长兼前总经理的单晓钟独揽决策大权，凌驾于董事会之上，一步步将企业推向险境(郝静，2012；刘冬和刘宝强，2012；钱卫清等，2013)。Fracassi and Tate(2012)研究发现，CEO权力强大时倾向于任命“人情董事”，这样的纽带关系会降低公司的价值，也会使公司有更多不良收购。那么，受到CEO影响甚至是控制的董事会的底线在哪里？CEO对于董事会的影响力是否会影响公司的违规行为？ 　　 本文通过对1999年至2012年沪深两市所有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分析，探索CEO对董事会的影响力对公司违规行为的影响。借鉴Coles et al.(2014)的研究，本文定义“新增独立董事”(简称“新增独董”)为现任CEO上任后加入董事会的独立董事，通过董事会中新增独董的占比，以及董事会中非独立董事(包括内部董事和关联董事)和新增独董的总比例来衡量CEO对于董事会的影响力。本文有以下几个主要发现。 　　 首先，公司新增独董比例越高，公司违规的可能性越大；公司非独立董事与新增独董的总比例越高，公司违规的可能性也越大。其次，本文利用外部政策冲击，采用倍差法(Difference-in-Differences，或简称DID)，解决新增独董比例和非独立董事与新增独董的总比例变量中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发现CEO对董事会的影响力对公司违规行为的影响依旧有显著影响。第三，我们发现，CEO对董事会的影响力对于公司违规行为的影响存在滞后效应，但是该滞后效应随时间逐渐减弱。第四，我们进一步探究地区文化差异与CEO对董事会的影响力之间的交叉效应，发现公司所在省份人与人之间的信任程度，会显著降低CEO对董事会的影响力对企业违规的影响，而所在省份对风险的偏好，则会增强这一影响。 　　 此外，本文还进一步研究了CEO对董事会的影响力影响公司违规行为的一个潜在渠道——阻碍和延长稽查时间。结果显示，公司CEO对董事会的影响力越大，稽查所用时间显著增长，违规行为被稽查的风险显著降低。 　　 本文的主要贡献有三个方面。首先，本文丰富了企业违规行为影响因素的相关文献。现有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外部经济环境、内部公司治理结构、股权结构等方面对企业违规的影响，关于公司高管纽带关系影响的研究较少。 　　 其次，本文丰富了CEO与董事会关系的相关文献。目前，公司管理层之间的社会裙带关系是国际上公司治理研究的重要前沿方向。基于美国上市公司的一些重要研究发现企业高管的社会裙带关系会对公司决策、内部控制、监督机制、高管薪酬以及公司绩效等方面产生重要影响。而针对我国上市公司高管裙带关系的研究，目前基本处于初期阶段。通过新增独董比例衡量CEO对董事会的影响力，考察其对公司违规影响的研究，目前尚属空白，本文希望在这方面提供一定的补充。 　　 最后，本文研究的结果还为相关政府职能部门提供了重要的政策启示。为了积极监督上市公司治理，维护市场秩序，并保护投资者权益，作为公司治理中重要的软性因素，公司高管之间的裙带关系应该受到资本市场监管部门和投资者的充分重视。资本市场的监管部门应继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并加强上市公司治理软性因素的信息披露。 　　 二、文献综述 　　 (一)公司违规行为的影响因素 　　 对于公司违规行为的影响因素，现有文献主要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着眼于外部经济环境的影响，另一方面着眼于公司的内部因素。关于外部经济环境，Povel et al.(2007)发现企业的违规动机与经济环境呈倒U型关系。Wang et al.(2010)发现，企业的违规倾向受行业投资信心的影响，随着投资者对行业的投资信心先上升后下降。 　　 公司内部影响因素的文献，视角包括高管薪酬结构、董事会结构、股权结构等。Peng and (2008)和Johnson et al.(2009)考察了管理者的激励工资与企业违规之间的关系。Beasley(1996)发现未出现违规行为的公司董事会中，外部董事比例更高。Agrawal and Chadha(2005)发现公司盈余重述的可能性与董事会、监事会的独立性关联不大，但会受到公司独立董事和监事的专业背景的影响。国内文献所研究的影响因素，主要为公司内部因素，包括薪酬结构、董事会特征和股权结构等。薪酬结构方面，陈维政等(2010)发现，独立董事的奖金激励与中国上市公司的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