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驾马车驱动延缓了中国产业结构转型.docxVIP

? ? “两驾马车”驱动延缓了中国产业结构转型 ? ?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呈现出投资、净出口与消费“三驾马车”带动的增长模式。然而，“三驾马车”中真正的“马车”只有投资和净出口，消费仅起到了“牛车”的作用(沈利生，2009)①。相比投资和净出口，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带动较为有限。内需不足一直都是中国经济的主要问题之一。由此，可引申出一个问题：投资和净出口“两驾马车”驱动是否会对中国“产业结构转型”(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也称为structural change)产生影响?独特的经济增长模式会否导致独特的产业结构转型特征?本文试图对此问题进行解读。事实上，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指标，中国产业结构在过去的30多年里发生了显著变化②。从中国三次产业的就业占比看，可清晰地发现，早在1994年，服务业便已超过了工业，且在2011年超过农业，成为吸纳就业人数最多的产业部门(见图1)。农业劳动力份额总体呈现下降态势，而工业劳动力份额总体呈现上升态势③。 　　 　　 图1 中国三次产业劳动力份额变化 　　 然而，与日本等东亚国家相比，中国产业结构的演进路径存在明显差异(见图2)。在日本、韩国的产业结构转型过程中，农业劳动力份额一直在下降，服务业劳动力份额一直在上升，而工业劳动力份额先上升再下降，符合典型的“驼峰”特征(Uy et al.，2013)。但在中国的产业结构转型过程中，农业劳动力份额呈现出“波浪式”下降特征。农业劳动力份额在1988～1992年、1998～2004年，均进入了短暂的“企稳上升”式波峰阶段。与之相对应的则是工业劳动力份额显现出的“波浪式”上升特征。工业劳动力份额在1988～1992年、1998～2004年，均进入了短暂的下降式波谷阶段。此外，在服务业劳动力份额的动态上升过程中，日本、韩国均保持在较为平稳的增长速度上。中国服务业劳动力份额在经历了1991～1996年的较高速增长后，却忽然增速“降档”，之后较长的时间内维持在了一个相对低的增长速度层级。而工业劳动力份额在经历1997～2003年的低谷后，却忽然“提档”，在2004年后几年里迎来了1978年来增速最快的阶段。针对这些特点，我们可以提出关于中国产业结构转型过程中的“三个典型问题”：(1)在经历“驼峰”之前，为什么中国农业、工业劳动力份额不是一直下降、上升而是呈现出“波浪式”的有升有降特点?(2)为什么中国农业劳动力份额在某些时间段能“企稳回升”?为什么当工业劳动力份额下降后，工业劳动力会一部分“逆向”流入农业，而非转型至服务业?④(3)为什么中国服务业劳动力份额增速在工业出现“驼峰”前会忽然“降档”?而工业劳动力份额增速在经历波段式下降后会忽然“提档”?这3个典型问题表明，我国的产业结构转型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甚至可以说是有些“拖沓”。 　　 　　 图2 日本三次产业劳动力份额变化趋势 　　 据我们所掌握的文献，尽管产业结构转型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但国内外少有学者针对中国情况进行系统性研究。对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产业结构发生重要变化这一事实，现有相关研究主要关注其对生产率增长和经济增长的影响(吕铁，2002；郑若谷等，2011；吕健，2012)，较少分析其背后的驱动因素，尤其是在不同阶段引起产业结构变迁的原因。特别是就中国产业结构转型过程中出现的“三个典型问题”，尚未有研究关注。中国这种产业结构转型的特征既存在一般性也存在特殊性。三次产业结构变化的总体趋势符合一般国家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Kuznets(1966)最早总结了国家产业结构的变迁过程：农业所占比重下降，服务业所占比重上升，而工业所占比重则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驼峰”特点。这也被称为产业结构转型的“库兹涅茨事实”。Maddison(1991)通过对不同国家的长期跟踪研究，发现几乎所有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变迁均呈现出这3个特征。 　　 “库兹涅茨事实”的广泛适用性引发了学术界高度关注，诸多学者对国家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出现“库兹涅茨事实”的原因展开了大量研究。一些学者认为，产业结构转型会受到收入效应的影响，而这主要通过消费者的非位似(non-homothetic)偏好表现出来(Echevarria，1995；Kongsamut et al.，2001)。随着收入的提高，消费者对满足收入弹性较低的食品与工业消费品渴求会逐步减弱，而将更多地消费收入弹性大于1的服务类商品，这将推动劳动力要素从农业、工业流向服务业；同时，农业、工业和服务业不同的生产率增长率也被认为是导致产业结构转型的重要原因(Ngai and Pissarides，2007；Rogerson，2008)。当商品和服务间的替代弹性不等于1时，3个产业部门的不同生产率增长会使生产要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