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税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的政策效应与优化策略.docxVIP

? ? 个税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的政策效应与优化策略 ? ? 　　 一、引言 　　 在人口老龄化、经济全球化和金融市场化背景下，公共养老金替代率不断下降迫使各国积极重塑多层次养老保障体系，特别是通过税收优惠政策鼓励自愿性个人养老金计划发展。从我国的具体实践来看，自2009年国务院首次提出要适时开展个人税收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到上海、天津等地的先后试点，再到2018年财政部等五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开展个人税收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试点的通知》(财税[2018]22号)，标志着具有“收益稳健、长期锁定、终身领取、精算平衡”等特征的个税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终于落地。作为“锦上添花”的第三支柱，个税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对于解决我国养老保障体系建设中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促进实体经济和资本市场发展以及稳定金融市场等均具有重要意义。 　　 国外有大量文献通过多期世代交叠模型讨论个人自愿性税收递延型养老储蓄账户产生的经济影响(Imrohoroglu et al，199；Fehr et al，2008；Nishiyama，2011；Kudrna et al，2015)[1-4]。总体来讲，这些研究认为个税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的发展对增加国民储蓄、提高资本存量、增进社会福利、推动代际公平、提升老年人生活质量、促进长期经济增长等均有积极影响，只是基于对政府预算平衡政策的不同假设，影响程度存在较大差异。鉴于国外税收递延型个人养老金计划发展较为成熟，郑秉文(2016)、王翌秋(2016)、徐卫周(2017)等分别对美国的“个人退休账户”(IRA)、加拿大的“注册退休储蓄账户”(RRSP)以及英国和德国的个人养老金计划进行深入剖析，总结出国外个税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的主要模式及实践经验，认为税收优惠制度设计是其成功实施的关键[5-7]。由于不同的税收递延模式会产生不同的政策效果，多数研究认为EET模式是最优的个税递延模式，它具有简便易行、税收杠杆强、能使参保人享受更多税收优惠、最大程度缓解财政压力等优点(邓大松，2003；马宁，2014)[8-9]。但由于保障范围和收入水平的差异，中高收入者既可获得即期低税率优惠，又可获得远期税率差异的收益，因此，个税递延的税收优惠存在累退效应，对收入起逆向调节作用(吴祥佑，2014)[10]。为了在当前累进所得税制下使该制度更具可行性和公平性，彭雪梅等(2014)提出应当限制税收递延额度，并对低收入者参加商业养老保险提供财政补贴[11]。 　　 在实证研究方面，尹音频等(2016)基于保险精算模型及上海市数据的实证分析发现，免税缴费率、缴费积累时间、投资收益率等均是正向影响养老保险替代率的重要因素；在投资收益率为3.92%时，要满足10%的目标替代率，税收优惠率需要达到31.66%的，税收宽免额则应为1485元[12]。沈玉平等(2017)以养老金总替代率期望值为调节目标构建包含个人所得税累进税率和比例税率变量的保险精算模型，分析发现居民购买商业养老保险与否主要受主要收入来源性质、月工资水平、投保期年龄、养老金总替代率期望值和性别等因素影响[13]。周海珍(2016)构建最优税收优惠幅度的精算模型对浙江省的实证分析发现，当税优幅度为工资的11%时，税收杠杆的增幅最大[14]。赵春红(2017)建立一般均衡两期世代交叠模型研究发现，基于公平性角度，个税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个人缴费纳税抵扣上限应该是企业年金账户个人缴费和企业缴费之和，即本人缴费工资税基数的12.33%[15]。周建再等(2012)和仙蜜花(2017)构建个税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的税式支出模型，分别采用江苏省和全国数据进行测算，结果表明个税递延对财政影响较小，而且政府较小的税收让利可使商业养老保险达到较高替代率水平[16-17]。 　　 从已有文献来看，国内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个税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的可行性和税收模式的公平性等方面，大多通过精算模型对个税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的影响因素和制度设计进行探索，且研究结果因模型或基础数据不同而存在较大差异性。有鉴于此，本文针对我国新出台的个税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试点政策，通过对个人养老金计划税收政策的国际比较和以上海市为案例的政策效应估测，寻求制度优化的路径借鉴与策略启示。 　　 二、个人养老金计划税收政策国际比较 　　 针对个人养老金计划缴费、投资和领取三个阶段，若免税记为E(exempt)，课税记为T(taxed)，部分免税记为pT(partially taxed)，则可排列组合出多种税收模式。在EET、ETT、ETE、EEE等前端税收优惠模式中，运用最广泛的是EET模式(如加拿大、芬兰、荷兰、挪威、波兰等)或EEpT模式(如法国、德国、日本、韩国、西班牙、英国等)。而在TTE、TEE、TET、TTT等后端税收优惠模式中，运用最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