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体身份转换与行业规则的塌陷.docxVIP

? ? 个体身份转换与行业规则的塌陷 ? ? 　　 G220 A 1003-6687(2016)12-063-07 　　 [DOI]10.13786/j.cnki.cn14-1066/g2.2016.12.013 　　 媒介技术的发展使得媒体成为被报道对象，不少媒体人也成为人们关注的对象，顺理成章地成为媒体报道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此同时，互联网与移动终端的迅猛发展不仅为媒体人职业选择提供了更多的空间，也为他们的发言及其与民众交往提供了更大的空间。 　　 媒体人是一种特殊身份的集合，具有极大的公共性，他们的告别话语不仅是其表达共同价值、意义和信仰，展现自我身份过渡的工具，更成为社会变迁和价值变迁的表征。探讨媒体人离职告白的身份过渡意义及其所带来的影响，具有较大的现实价值和理论价值。 　　 一、相关研究 　　 对媒体人转型的相关研究，所见不多。美国学者Nikki Usher从新媒体对传统媒体记者冲击的角度分析了记者离职告白的文本，认为记者们将困境主要归因于“华尔街”的贪婪，而没有从新媒体环境对个体新闻实践和职业价值观的影响上来考察。[1]Sacy Spaulding则考察了被辞退的媒体人离职之后对工作或职业的依恋与怀念之情。[2]张志安通过调研认为调查记者的生存状态并不理想，建议既要改善其职业待遇，更要优化其报道环境，保障采访权利、扩大报道空间；[3]胡舒立从媒体转型角度出发，认为媒体转型是一次“生死挑战”，创业与专业是现在媒体人思考较多的问题；[4]白红义认为告别话语的出现与当下新闻业的剧烈变动有关，是对现有问题的一种反思；[5]陈敏、张晓纯对告别话语文本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梳理，得出媒体人转型的四大主要原因是体制禁锢、技术冲击、营收压力和个人选择。[6] 　　 从研究方法来看，已有的研究主要运用文本分析和思辨的方法来研究记者离职行为；从研究的出发点来看，也是多种多样，但是学者们并未探讨记者发表离职告白这一行为本身进行阐释，亦未发掘离职告白对于媒体人自身的意义。 　　 从一个单位跨向另外一个单位，从一种行业转向另外一种行业，离职告白于记者的现实意义大为减少，其象征性符号意义和心理意义大为增加。当然，我们不排除从离职告白中能窥见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的发展态势，发现媒体人的依恋与不满、无奈与改变的可能性，但是从仪式的视角探讨这种告白对于个体的身份过渡价值以及对既有社会框架的突破，我们不难发现其中的问题所在，即在媒体格局出现巨变之时，媒体人的生存状态也发生急剧改变，这种改变与记者的价值观和追求稳定的心理发生矛盾，最终导致记者以一种公开的方式展示自己的内心状态，以获得社会意义上的过渡。在完成个体自我身份过渡之时，记者离职告白的公开化使得社会承压。 　　 二、样本采集与分析 　　 截至2016年4月11日，在网络上共搜集到131个具体的离职媒体人名单。据观察及跟踪，去掉部分缺少有效内容支持、关键信息缺失、没有留下离职话语的人员，最终确定有效样本共计77份。这些样本主要来源于离职人员的微博、微信、离职信和各大新闻网站对离职人员的访谈、博客、论坛的转载，以及离职人员圈内好友的曝光。此外，还参考了几篇流传广泛的汇总性质文章：《那些从〈南方周末〉出走的人》《那些从纸媒离职的主编们，现在都在做什么？》及《经济观察报辞职编辑记者离别文章》，这三篇文章中提到的离职人员大部分没有收录到77份样本之中。部分在网络流传的匿名告别话语也未录入样本，如《都市报离职记者手记：一个吃青春饭的行业》《一个离职记者的深度总结：是什么毁了一张报纸》《珍惜我是庞麦郎的日子》及《山西29岁记者离职前最后一篇稿件 我要养一家四口 先走了》等等，但此类文章会用作重要的参考资料和补充文本。 　　 在选择样本中，遭遇了几个问题：一是主体定位：到底是媒体人自己主动写的才算，还是只要媒体人说了就算。这个问题探讨的结果是“只要说了就算”，话语不应仅仅停留于主动表达，在他人的询问和与他人互动过程中透露的信息，也算是自我意愿的间接表达。如《第一财经日报》的秦朔，他在离职之际没有发表太多言论，但他的好友吴晓波发表了《最后一个看门狗也走了》，回顾了秦朔的从业经历，引起了较大的轰动，秦朔本人对此没有否认。二是一个人多个文本：媒体人可能在多家媒体之间流动，出现多个告别话语，呈现出反复性。本文认为这种情况的文本很有价值，媒体从业者工作的变动本身就体现了行业的一种动态，从业者在多个职业中选择适合自己的岗位，也是一种职业探索。如著名媒体人刘炳路，一年内，先从《新京报》离职创办热门话题，又决定离开再次创业，这两次离开他都有告别话语，体现了他选择的斗争和思考过程。三是主体携带光环太多：胡舒立、杨澜、崔永元、柴静等人的离开很难通过告别话语来清晰定义，他们的离开引起了多方猜测和讨论，导致话语非常复杂和不明确，无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