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制造业单位劳动力成本状况及变化态势.docxVIP

? ? 中国制造业单位劳动力成本状况及变化态势 ? ? 　　过去几十年，中国的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依靠的是制造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的长足发展。其中，传统制造业的快速发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充足的劳动力带来的人口红利，和二元经济阶段农村劳动力向城市工业部门转移带来的配置效率提升(Jefferson Su，2006；Brandt et al.，2008；Fan et al.，1999)。由此带来的人口红利使得制造业依靠低成本的劳动力拉动了整个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Cai et al.，2011)。然而，随着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放缓甚至下降，传统的人口红利日渐式微，制造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普通工人工资水平大幅提高。那么，在中等收入阶段和人口态势发生重大转变的背景下，制造业的发展能否顺应新的形势变化则至关重要，在面临劳动力成本上涨的前提下提高生产率以保持制造业的竞争力，并继续成为支撑经济增长的动力，成为重要的学术课题和政策要点(蔡昉，2013)。在中国人口态势发生重大转变的中等收入阶段，中国经济和制造业的进一步发展，难以继续从基于要素投入的传统的人口红利和生产要素在农业部门和非农部门间转移的配置效率提升中来获取主要动力和竞争力。依赖劳动力要素投入的经济增长方式已经不能适应当前的经济发展阶段，制造业的发展模式需要转向依靠生产率的提高以保持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蔡昉、王美艳，2007)。新的动力源泉只能来源于生产率的提高，期待通过生产率的不断提升弥补逐渐提高的劳动力成本实现新的竞争力，即从依靠传统低端产业向高端产业升级的人力资本的提升。Dalgaard Kreiner(2001)针对生育率下降可能导致增长放缓的观点，运用人力资本的内生增长模型推导发现，生育率下降时仍然可依靠人力资本的提升获得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更高增长。Brandt et al.(2012)使用中国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微观数据发现，在1998-2006年，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生产率的增长速度最快。近年来，针对中国制造业的相关研究开始逐步关注生产率和配置效率等方面的问题(聂辉华、贾瑞雪，2011；杨汝岱，2015)。 　　对于近年中国劳动力成本上涨的态势，随着各种事实性的特征日益显著，关注的焦点已更多集中在“这样上涨是否合理”以及“这些变化可能产生的结果是什么”等问题(蔡昉、都阳，2016；都阳，2016)。周宇(2014)的研究发现，2009年以来单位劳动力成本从下降转为上升趋势。作为最主要的生产要素之一，劳动力价格的持续上涨，将是诱致技术变迁的重要推动力。虽然我们观察到劳动力成本在近年有大幅度的增长，然而这种快速的工资增长是否合理，是否真正带来了单位劳动力成本的提高，需要用一个客观的指标来衡量，即需要把劳动力的报酬同劳动力创造的贡献对照起来，通过比较两者之间的关系才可以认定。如果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快于劳动力成本的上涨，那么劳动力成本的上涨就是具有合理支撑的，相应的产业竞争力也并未得到实际的削弱。因此，只有观察劳动力成本变化与生产率变化之间的相对关系，即测算单位劳动力成本(劳动力成本与劳动生产率的比值)，才可以真实地反映中国制造业的竞争力变化，并使我们更准确地观察生产要素价格信号何时开始对经济结构的转型产生影响。已有部分学者尝试使用宏观加总数据进行相关的测算(魏浩、郭也，2013)，然而只有采用微观企业层面的数据，才可以依据工资和边际劳动生产率的关系得到关于单位劳动力成本更准确的衡量①。 　　综上所述，在中国人口红利式微、劳动力成本上升的背景下，提升生产率成为提高制造业竞争力的关键所在。即伴随着经济结构的深化变革，更高级的产业结构和具有更高人力资本水平的高素质劳动力，成为提高中国制造业生产率和竞争力的战略重点。任志成和戴翔(2015)发现，劳动力成本上升对出口企业转型升级存在一定的“倒逼”作用。因此，探悉中国制造业劳动力成本变化，同时考察劳动力成本和劳动生产率两个方面，并在此基础上讨论如何克服人口红利式微和劳动力成本上升的传统有利因素的丧失，在新的发展阶段下获取新的竞争力源泉，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数据和方法说明 　　准确地测算劳动力成本和劳动生产率以及近年来的变化态势，特别是了解2004年前后劳动力态势发生改变之后以及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前后中国制造业的劳动力成本状况，成为探讨近来和今后制造业劳动力成本优势和竞争力的关键所在。其中单纯的劳动力成本的度量相对简单。而度量劳动生产率的指标通常有两个：一个是平均劳动生产率(APL)，它是每单位劳动力创造出的产出(即总产出除以劳动力的数量)；另一个是边际劳动生产率(MPL)。边际劳动生产率的测度相对复杂，它需要通过大样本的微观数据来得到企业的生产函数，再由估计出来的生产函数中的劳动弹性得到边际劳动生产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