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制造业能源消费存在杰文斯悖论吗.docxVIP

? ? 中国制造业能源消费存在杰文斯悖论吗 ? ? 　　 F426 ：A 1003～5656(2016)03～0032～08 　　 一、问题提出 　　 自工业化以来，人们对能源消费问题一直存在悲观主义和乐观主义的争论。乐观主义者认为随着能源需求增加，某种资源减少时，会推高该种能源的价格，价格的上升引起节能技术的进步，或转向新的替代能源。但悲观主义者的观点认为，技术进步不能解决能源问题。针对英国工业革命引起的煤炭消费问题，1865年英国经济学家杰文斯就表达了这种观点：“是否是能源效率自身导致了所期望的结果，或者，是否是它引起了更高速度的能源消耗?”他在《煤炭问题》[1]的第7章“论燃料经济”提出了这样的反向理论，“即每单位设备燃料消耗的减少产生了更大的总消耗”。“每单位设备燃料的节约根本不可能为后代利用燃料提供空间。”这就是“杰文斯悖论”。Khazzom这样描述：“……电器效率的变化会引起价格的变化……随着生产能力的提高，商品的有效价格会下降，并且……需求并不是始终不变的……而是趋于提高(Khazzom，1980)。”[2]Saunders(1992)把他们的思想概括为“Khazzom-Brookes(K-B)假说”，该假说的意思是“当价格不变时，能源效率的提高比不提高时增加了能源消费”。也就是回弹效应中的回火或逆反效应(backfire effect)，即超过100％的反弹，达不到节能目标。 　　 能源效率的提高是否增加了总的能源消费，涉及两种不同的对效率的定义以及对能源消费的思考方式，“把效率提高定义为‘每单位产出的更少投入’还是‘每单位投入的更多产出’，是有区别的……尽管在技术上，两者是相等的，但前者倾向于在坚持产出不变的条件下可以节约什么，而后者则倾向于考虑在可能没有节约的情况下强调提高产出”[3]。讨论回弹效应的存在，倾向于将效率定义为“每单位投入的更多产出”，即“产出最大化”，而不是产出不变的情况下“成本最小化”。 　　 在后一种定义下，技术进步会产生两种效应：替代效应和产出效应，回弹是两种效应的结果。是否存在回弹及其程度的研究，是回答技术进步能否解决能源消费问题，并对能源和气候政策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在预测能源效率提高对能源消费与全球气候变化时，大部分的研究没有考虑回弹效应，如美国IPCC的报告、Stern(2007)的报告，都高估了技术能效提高对减少能源消费和减排的作用，从而对气候变化的估计偏于乐观。 　　 目前对回弹效应的研究，包括理论和实证研究。在定义上，杰文斯提出“悖论”思想后，Brookes(1978，1993，2004)广泛扩展了该命题。Berkhout(2000)、Greening et al.(2000)、Saunders(2000，2008)等定义了回弹效应。Saunders(1992，2000，2008，2013)主要采用新古典经济方法对回弹效应进行了研究，比较了不同的生产函数特征和适用性，并对美国的30个行业的回弹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Allen et al.(2006)、Wei(2007，2010)在Saunders的基础上，放松约束条件，深化了Saunders的理论。Steve Sorrell John Dimitropoulos等(2007)对回弹效应进行了全面的总结和评述，具有里程碑意义。国内的研究主要是实证性质的，已有部分利用新古典三要素生产函数实证研究了中国宏观经济的能源弹性(周勇，2007；王群伟，2008；刘源远，2008；王纯灿，2011)；邵帅等(2013)则将C-D生产函数内生化，度量了中国宏观经济能源消费；国涓等(2010)利用索洛余值代表技术进步计算中国工业能源反弹效应；胡秋阳(2014)利用CGE模型模拟分析了改善高能耗产业或低能耗产业的能源效率对中国总体能耗的可能影响。乔海曙、李亦博(2014)构建了基于LMDI方法的能源回弹效应测算框架，对中国的能源回弹效应进行实证测算。林民书(2013)利用Saunders(2008)的模型将能源效率进一步内生化，用内生增长理论研究了中国能源回弹效应。 　　 国内研究目前存在三个主要问题：(1)能源效率的表示存在偏误，有用全要素生产率代表能源效率，能源效率只是全要素生产率的一部分，用全要素生产率表示能源效率，高估了能源效率；(2)为了达到经济的平衡增长路径及收敛效应，使用的函数大部分为劳动增强型，但劳动增强型形式与中国在过去以投资为主的增长不符，资本增强型因素不可忽略；(3)大部分的研究是全国宏观经济系统的回弹研究，少部分研究了行业，对行业的分类比较宏观。本文考虑资本、劳动、能源三要素都存在效率改善，并将效率内生化，按平均能源强度将制造业分为轻工业、重工业、中间行业进行分类比较。 　　 二、理论分析与模型选择 　　 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