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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国县域金融排斥问题研究 ? ? 　　2095-5960(2017)04-0035-12；F832.1；：A 　　金融制度演革到现在，尚未完全具备竞争市场的理想功能，在世界范围内广泛存在着金融排斥(Financial Exclusion)现象，特别是在一些落后、贫困地区。典型的金融排斥情形是，交易主体无法自由进出金融市场，资金借贷关系的发生并非完全由资金需求者的预期偿还能力决定，或者说交易主体即使具有良好的预期偿还能力，但是由于不具备必要的社会关系和社会资本而难以通过正规金融机构改善当前所面临的资金困局。而造成金融排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由于地理位置偏僻造成的机会排斥；特定的金融限制条件造成的条件排斥；难以负担的金融产品价格造成的价格排斥等。而联合国提出的普惠金融(Financial Inclusion，亦译为包容性金融)是与金融排斥相对的概念，但二者之间的关系并非简单的此消彼长，普惠金融不仅致力于解决金融排斥，最大限度地实现对金融需求主体的包容者，而且注重供给主体的可持续发展。王颖(2016)研究指出，普惠金融就是各类文明向往“大同”社会，这一伦理问题在金融领域的外生化，让弱势群体获得金融服务，特别是融资，是普惠金融要实现的主要功能。[1]对于落后、贫困地区和弱势群体的金融排斥问题，在20世纪90年代就引起了国外学者的关注(Leyshon，1993)[2]，在国内，田霖(2007，2011)较早对我国金融排斥问题进行研究。[3][4] 　　金融排斥的危害性在于经济主体被正规金融排斥，往往会进一步加深其他方面的社会排斥。比如贫困人口和小微企业由于无法获得正规金融的信贷支持，受到流动性约束，而陷入长期贫穷和经营困境。Shiller认为现有的社会结构根源于金融结构，如果金融结构相对固化，即一部分人总是优于另一部分人获得金融资源甚至部分群体完全无法获得所需的金融资源和服务，即存在严重的金融排斥问题，社会结构也会因此固化成纵向通道堵塞。对金融排斥的测算和衡量通常都是基于“接触性”和“使用性”两大维度指标体系，即关注金融机构的地理覆盖和金融服务实际使用情况。一个关键问题是，提高落后、贫困地区和弱势群体对金融服务的“接触性”和“使用性”，可以消除贫困和缩小收入差距吗?相关研究表明，在一定经济形势下，普惠金融的发展反而不利于经济增长(Weinstein，1998；Beck，2007；李涛，2016)。[5][6][7]但是，这类文献相对有限，已有研究多数关注造成金融排斥的原因(Amaeshi，2006；董晓琳，2012；谭燕芝，2014)。[8][9][10] 　　在中国，普遍认为“三农”面临着较为严重的金融排斥问题。这是因为新中国成立后，我国采取了重工业、重城市发展的倾向型政策。农村一方面为城市和工业化发展提供劳动力，另一方面又先后通过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财政和金融的方式为城市和工业发展输送资金(周振，2015)。[11]中国农村金融体系的形成和变革是与中国经济金融改革，尤其是与中国资金供求形势的变化相对应的(王定祥，2010)。[12]自1978年恢复调整以来，对“三农”的排斥问题就一直存在，并且经历了三个明显的阶段：首先是1978年-1997年的资金排斥阶段，这一时期中国资金供求状况以短缺为主，面向农村的金融机构在整个国民经济和金融发展过程中，主要是发挥动员储蓄的功能。其次是1998年-2006年的机构排斥阶段，1998年我国开始实施银行分支机构改革，四大国有商业银行逐步撤并大部分农村地区的分支机构，退出县域经济，这一时期，我国农村地区金融排斥问题主要表现为机构排斥，产生了大量金融服务空白乡镇。最后是从2007年至今，机构排斥缓解阶段，2006年底农村金融制度市场化改革启动，逐步放宽了农村金融市场准入限制，允许股份制商业银行在县域设立分支机构，特别是近几年，政府希望通过丰富农村金融服务主体，从而提高县域金融市场的竞争程度，以期通过市场的逻辑来解决县域金融排斥问题。 　　大多数学者认为，我国“三农”融资难题无法得到有效解决，根源在于农村金融供给不足。值得深思的是，农村金融问题集中体现在县域这个层次，市场失灵问题是一直存在的，但真的是供给不足引起的吗?30多年的农村金融改革与发展及其呈现的特点给我们提出两个基本问题：一是通过放宽县域金融市场准入限制，使当前中国县域金融市场形成城市金融机构与农村金融机构、国有大型农村金融机构与非国有中小型农村金融机构交互竞争的二元金融体系，是否能够解决商业性金融机构对“三农”的信贷排斥问题。二是当前各种类型的金融机构①纷纷在县域增加机构供给，金融系统成为县域资金外流的主要途径，当前县域金融市场是否如多数学者所认同的那样，仍然是供给不足，还是处于一种饱和的状态(程惠霞，2014)[13]。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