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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减税后的税基弥补与经济均衡发展
减税就能扩大税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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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810.42 :A 1005-1007(2017)10-0028-10
税收是一国财政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保障国民经济健康发展的基石。长期以来,世界各国的经济学家都致力于研究税制的变化对国家税收收入和经济波动的影响,以期寻找到某一经济环境下的最佳税制。如经济学家拉弗(Arthur Laffer)提出的拉弗曲线,就是经典的反映税制与税收收入关系的经济学模型,在这一模型中,初期税率的提高必然会带来税收的增长,但这一增长到达顶峰之后,持续的税率上升反而会影响纳税人的积极性,导致税收减少。从理论上来看,拉弗曲线缺少完整的体系,是一种静态的、理想化模型架构,在税制的实践中,常常要面对更现实的问题,如政府采取减税措施后,是否能够因扩大税基进而自动平衡税收?若不能达到平衡,减税扩大税基又能弥补多少税收的损失?要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综合实证数据与科学的模型,对税制进行详细的分析。
理论上来说,减税搭配财政支出增加会促进经济增长。短期内减税增支主要通过刺激需求来刺激经济增长,中长期来看减税具有增加提升供给效率和供给能力的长效机制。财政政策时,根据平衡预算乘数原理,总产出也会等量下降,这时减税对经济增长是负面抑制作用。但如果减税的同时财政支出也增加,则会促进经济增长,其传导机制如下:短期内减税增支主要通过刺激需求来刺激经济增长,包括通过增加家庭部门可支配收入来提升消费需求、以及直接增加政府支出需求;中长期来看,减税具有增加提升供给端的长效机制,会通过刺激企业投资需求,进而提升供给效率和供给能力来促进经济增长。一般地,降低个人税负有助于改善居民现金流,意味着可以有更多的“闲钱”去消费,而降低企业税负则有助于缓解企业成本压力,激发投资需求,起到刺激经济的作用。但是,在里根1981年税改后,1981年4季度和1982年1季度的GDP连续两个季度出现萎缩,经济陷入衰退。这背后的原因在于,里根上台后经济仍然受累于滞涨,货币政策不得已大幅收紧,而大幅减税导致财政赤字快速扩张,进一步增加了长端利率的上行压力,这导致减税对居民和企业的正面影响被高利率所抵消。另外,高利率也导致美国与德日国债收益率的差不断扩大,这成为驱动美元在1980-1985年大幅走强的主要因素。在强美元周期下,需求外溢。而在利率下平台后,里根大规模减税对经济的积极影响才逐渐显现。因此,税收政策单独并不能对经济有“立竿见影”的效果,需辅以低利率政策,才能有助于刺激投资。同时,Niepelt Dirk(2005)发现,减税并不会产生足够的经济增长以抵消其减税的成本,例如,布什政府的减税政策获得的回馈结果不到其成本的10%。进一步考虑因减税所导致的经济行为的改变,例如逃税率就明显受到税制变化的影响,且这一影响会大大改变减税引起的税基变化。因此,本文将发展出一个把逃税行为包括在内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dynamic stochastic general equilibrium,DSGE),分析减税对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影响。
二、文献综述
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的使用始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是建立一个在完全竞争市场中,由理性参与者组成的一般均衡模型。该模型由总体经济分析中已普遍采用的动态一般均衡(dynamic general equilibrium,DGE)模型发展而来,相对于传统总体经济理论,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有两个优点:第一,所有个体均理性地根据最适化行为进行决策,可以在事前理性预期政府的政策,可以避免引发卢卡斯批判①;第二,在通过样本外预测的检测程序下,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在预测成效上甚至优于采用减缩式估计的VAR时间序列模型。具体来说,这一模型以微观和宏观经济理论为基础,采用动态优化方法考察个行为主体(家庭、厂商等)的决策,即假定各行为主体是理智的,并且家庭最大化其效用、厂商最大化其利润,得到个行为主体的行为方程。同时,考虑到现实经济中存在许多不确定性,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引入各种外生随机冲击和研究各主体之间的相互作用这一特性,使其不仅可运用于分析政策变化的效果(如减税),所获得的结果也较易于与实际数据互作比较。
在早期的文献中,Peacock和Shaw(1982)曾使用两部门的模型(消费及基本生存性支出)来分析逃税行为对税收的影响,Aizenman J和Jinjarak Y(2008)对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会员国的研究则表明,每增加1%的逃税金额,整体税赋对GDP的贡献就会减少1.35%。Corsetti和Pesenti(2001)研究国内和国外产品的替代弹性为一,国内外厂商有不变的收入,货币和财政政策的福利效应,指出减税通过增加国民收入,带来社会福利水平的提高。Ganelli和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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