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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出生处瑞云楼考 2007年4月26日至28日，由余杭县市委、市政府主办、浙江省国际阳明学研究中心举办的王阳明学术思想国际研讨会在余姚召开。来自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地区的71名国内外学者出席了会议，发表了39篇文章，16名科学家发表了会议讲话。 与会学者就王阳明的生活世界、王阳明思想、阳明后学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力求围绕一些传统议题阐发新意, 开掘深拓, 一些新议题、新论点逐渐进入阳明学研究界的视野。 一、 盛衰互为因果 钱明在《王家衰落的过程及其成因——王阳明家事考辨》一文中, 系统探讨了王府家业、王阳明对后事的安排、爵位承袭之争、王阳明第二代、第四代、第五代子孙的纷争等等, 以及王门弟子是怎样深深卷入这些家庭矛盾之中、并且激化矛盾的。指出, 随着王学政治化倾向的加深, 和王阳明身后哀荣恤典的变化, 导致王家内部矛盾牵连甚广、异常复杂, 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说, 王家的纷争纠葛是与王学的兴旺盛衰互为因果、相互影响的。 叶树望《王阳明出生处瑞云楼考》, 通过实地调研和文献梳理相结合, 对王阳明出生的瑞云楼进行了细致的考察, 搞清了瑞云楼的遗址应在余姚城区武胜门路寿山堂内, 并考证出瑞云楼损坏的时代大致在1754-1778年间。 南赣是王阳明建功立业的地方, 其中南安更是阳明逝世之所, 是阳明的生活世界中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地方。周建华《王阳明在南安的活动和遗迹考释》介绍了王阳明正德十二年初入南安、赴任南京兵部尚书途径南安、嘉靖七年第三次经过南安、并在南安境内去世的情形。 余康麟《贵阳阳明祠修建考》介绍了纪念王阳明的阳明书院 (后改建为贵山书院) 、王阳明曾经讲学的文明书院的沧桑变化, 从纪念建筑的兴建、改造的角度, 探讨了王学在贵阳的传播以及对当地文教事业的推动作用。 王阳明的肖像在阳明学思想传播中的作用, 是一个此前甚少有人探讨的新议题。崔在穆在《近代韩国、日本〈阳明先生肖像〉之思想战略》一文, 简要回顾了王阳明去世前后在中国出现的肖像画, 并以崔南善《少年》与东敬治《阳明学》为个案, 重点讨论了阳明肖像画和题词在阳明学海外传播中所发挥的功能, 即从这些肖像中表达了阳明学作为实践性、实际性、行动性学说的特质, 在青少年教育中, 肖像具有某种让欣赏者亲身感受阳明精神, 并把他们引向具体行动和实践的效果。 二、 王学的“和内”与“后学” 在本次会议上, 朱熹与王阳明学术思想的比较再次成为热点, 有4篇论文涉及了这一议题:佐藤练太郎的《禅与王阳明》、金守中的《王阳明与大同社会》、龚鹏程的《王学经世——与朱子学和现代社会之关系》、夏之奎的《朱熹理学与阳明心学同异之辨》。 佐藤的论文对朱子学与王学的分别作了新的界定。他指出, 朱、王都是“修己治人”之学, 但是朱子学强调通过实践礼法、通过“固定礼貌来培养内心的德性”, 而王学则产生于政治体制和社会秩序动荡的时代, 规范人们行为的礼法已经失效, 因此鼓吹一个人的责任来应对危机、救济民众, 王阳明因此自称“狂者”, 在王门左派中也出现了自称“狂人”的李贽等人。 金守中在《王阳明与大同社会》一文中, 比较了王阳明与朱熹的大同思想的同异, 认为王阳明基本上承袭了朱熹的大同思想, 其思考依然以血缘为中心, 主张以家族为基点延伸为社会有机体。所不同的是, 首先王阳明比朱熹多了一种如痴如醉的热情, 其次, 由于时代的变迁, 王阳明的大同思想是以庶民为中心的, 重心在乡村基层社会, 朱熹则以官僚士大夫为本位, 突出了“国家”对乡村社会的管理与整合。这一区别, 可以从王、朱的《大学》“亲民”“新民”之争可以看出来。此文的新意在于注意到了哲学观点的差异所反映的社会结构的变迁。 龚鹏程的《王学经世——与朱子学和现代社会之关系》认为, 王阳明及后学的经世路径主要是书院讲会、乡里会约和宗族宗会的互相渗透, 从而达到王学教化宗族的目的, 实际上是用心学与朱熹的《朱子家礼》结合在一起, 将礼仪看作因乎人情、合于人心的仪度, 这一思路与朱熹的主张十分契合。 从这3篇论文看, 阳明学研究界对朱子学和王学的根本差异和一致性的认识, 尚存在着一定的分歧, 说明这个问题仍有值得进一步推进的空间。 三、 佛教、道教与阳明学 朱晓鹏的论文《王阳明的早年道源》专门针对道教与王阳明思想形成的关系作了系统的探讨, 分析了王阳明早年的九华山之游、铁柱宫“坐忘”和修炼养生术的情况, 指出在王阳明济世热情受阻、发泄愤激情绪的时候, 道教发挥了疏导的作用, 王阳明对道教的钟情也是其自我适意的脱俗情结的自然延续。 何静的论文《论王阳明的致良知说对儒释道三教的融合》探讨了佛教、道教与王阳明致良知学说形成的关系, 认为王阳明的工夫论能够兼容各种方法, 与他受到华严宗密的影响关系很大, 华严宗密对中土流行的顿悟渐修、渐修渐悟、顿悟顿修等修持观持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