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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客车厂开展客车租赁业务的案例分析 1989年8月，武汉客车厂向武汉市汉江区人民法院投诉，并向湖北省分行报告了林先生武汉信贷公司的借来资金。诉状中说,信托公司肆意拖欠车款,致使客车厂蒙受经济损失,要求法院判令被告立即给付拖欠车款611817.63元和逾期付款的利息131165.51元。公司接到法院转来的诉状后极为愤慨,在给法院的答辩状中,不仅严词拒绝了客车厂的要求,而且提出了反诉,要求法院判令客车厂向公司支付手续费109504元。 原告与被告的要求不仅差距很大,而且是背道而驰。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原来,早在1986年11月,客车厂与公司签订了一份办理客车委托租赁业务的协议书。双方约定:由客车厂以优惠价提供客车,委托公司开展汽车租赁业务;公司则负责从承租人处按月平均收回租金,并保证按时将款项进入厂方帐户。 协议签订前,武汉客车厂的客车生产形式极不景气:一方面,1986年的第1至3季度只生产客车428辆,比1985年同期下降了37.88%,另一方面在生产量锐减的情况下,库存产品却不断增加。简言之,生产的客车卖不出去。为了处理积压产品,盘活资金,提高效益,促进生产的发展,客车厂决定利用信托公司广泛的联系网络,特有的业务方式和良好的社会信誉,共同开展客车租赁业务。公司基于本身的职责,慨然允诺了客车厂的要求,代理了客车租赁业务。因为,公司作为工商银行的所属单位,可以通过其分支机构,准确、及时地掌握客户的资信情况,运用金融机构的业务手段,协助企业清收欠款,搞活企业。协议签订不满两年,客车厂与公司共同努力,把积压的大型客车出租了1 12辆给承租户,盘活了资金五百多万元,不仅使客车厂摆脱了困境,获得了巨大的经济效益,也深受社会各界的赞扬。中央电视台等新闻单位还为此作过专题报道。可是,某些业务人员在开展客车租赁的过程中,对取得的成绩盲目乐观,为了急于出租产品而忽视了必要的制约条件,使这项业务逐渐走向歧途。双方原来商定:客车租赁的承租人限于在武汉市工商银行开户的单位。后来却突破了这一范围,把客车租赁业务扩展到山西、安徽、贵州、四川等省,而且对外地承租人的资信情况不甚了了。这样,就造成部分租出去的客车难以收回承租费。为此,客车厂多次找公司,要公司给付租赁费;公司则以承租人拖欠车款为由,拒绝了客车厂的要求。于是,客车厂告了公司,认为公司理所当然应承担全部经济责任;公司则认为客车厂是过河拆桥,何况自己仅仅是代理。合作的双方终于闹到了法院。 上述经济纠纷涉及到租赁、委托、信托等一系列经济关系。其中,对租赁关系,争议双方及作为它们诉讼代理人的律师,均无歧见。分歧的焦点是客车厂与信托公司之间,究竟是委托关系,还是信托关系? 我国至今尚无委托公司与信托合同的专门立法。按照传统的法学理论,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委托受托人处理事务,受托人以委托人名义和费用办理事务的协议。其法律特征主要表现在: 第一,受托人应以委托人名义,并以委托人的费用处理事务。这是因为委托合同中的受托人进行的法律行为,不是为自己取得权利或者承担义务,而是为委托人取得权利或者承担义务。对此,现行法律有明文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63条第2款:“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被代理人对代理人的代理行为,承担民事责任。” 第二,受托人必须按照委托人的委托处理事务。这是委托合同的一项极为重要的法律特征。这一特征表明,受托人在办理委托事务时,不能擅自主张,必须根据委托人的意愿,也就是在受托的权限范围内处理事务。在此过程中发生的一切责任与后果,包括意外风险,均由委托人承担。这就不同于承揽合同。承揽合同中,只要不是定作人的过错,而不论承揽人是否有错,承揽人通常应承担风险责任。我国现行立法也有这方面的内容。《加工承揽合同条例》第23条规定:“在合同规定的履行期限内,由于不可抗力致使定作物或原材料毁损、灭失的,承揽方在取得合法证明后,可免于承担违约责任,但应当采取积极措施,尽量减少损失,如在合同规定的履行期限以外发生的,不得免除责任;……” 第三,委托合同可以是有偿的,也可以是无偿的,但都具有明显的人身性质。通常情况下,委托合同是建立在当事人双方互相信任的基础上。委托人是选择自己所信赖的人为受托人;受托人之所以接受委托,也是对委托人的信任。 根据委托合同的性质,委托人的主要义务是:对于受托人在委托权限内进行的活动,必须承担责任,并支付相关的费用。因为,委托合同中受托人在委托权限内所采取的一切法律行为,都会给委托人带来对第三人的权利义务。即是说,受托人的行为后果与责任,直接归属于委托人。当然,若是受托人超越权限,那么只有当委托人表示同意或者默认时,委托人才承担责任,否则由受托人自己负责。 受托人的主要义务是:受托人应按照委托人的意愿办理委托事务。在办理事务的过程中若获得利益,应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