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的编纂思想与历史编纂学.docxVIP

《资治通鉴》的编纂思想与历史编纂学 同治四年（1067年），神宗即位，开始编纂经室。司马光读了《通志》。神宗非常满意。他称“受古代之变和对道教的追求”为“资治通鉴”，并规定了皇帝的“序”。因此, 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由此得名。至元丰七年 (1084年) 全书修成。《资治通鉴》内容是包含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 (公元前903年) 下迄后周显德六年 (959年) 的1362年的历史。全书分为294卷。文字简练, 记事周详, 是空前的史学巨著。尤其在史料的搜集、整理和编纂上, 更有独到之处, 其中包含着丰富的史料编纂学的思想。 一、 《通鉴》、《体系考证》均系断代为书 司马光首开修史先作长编的先例, 对我国历史编纂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后人纷纷效仿。编年体是“以时为经, 以事为纬”, 按年、月、日分别记载历史的一种史书编纂体裁, 类似于大事记。在我国, 以编年体的体裁记述历史起源甚早, 《春秋》被许多学者认定为编年体史书的滥觞, 而《左传》则可说是一部完整意义上的编年体史书。然而, 在《通鉴》成书以前, 继《春秋》、《左传》之后, 虽有东汉荀悦所撰《汉纪》、晋代袁宏所撰《后汉纪》等不少编年体史书, 但均系断代为书, 属编年体的断代史。隋唐时期, 因朝廷设置史馆, 大量编修纪传体的断代史, 以致编撰编年体史书之风一度衰落。肩负起完善编年体史书体裁, 使之重振声威的, 则为司马光《通鉴》之作。此书一改编年体断代为书的写法, 贯通古今, 记载了上下1300多年的历史, 创建了编年体通史体裁, 在我国史学发展史上建立起一座雄伟的丰碑。清人浦起龙在《史通通释·古今正史》篇按语中写道:“上起三国, 下终五季, 弃编年而行纪传, 史体偏缺者五百余年。直至司马光, 始有《通鉴》之作, 而后史家二体到今两行, 堕绪复续, 厥功伟哉!” 二、 “丛目”和“长编” 从文献编纂学的角度看, 司马光的创新精神与创新能力, 不仅表现在他创立了集体编书工作的“三步法”。《资治通鉴》的编修程序大体分为三步:先作丛目, 次作长编, 最后删削定稿成为《资治通鉴》正文。丛目和长编具体是助手完成, 删削定稿由司马光亲自动笔。丛目分为两步完成:先以《实录》为主并参照其他史料, 将重要史事列出纲目, 按年月日顺序调整安排妥当, 称为事目;然后, 广泛搜罗史料, 凡“稍干时事者, 皆须依年月注所出篇卷于逐事下讫”, 即在各条事目之下注明全部有关史料的出处。丛目完成后, 再依据丛目的规范和指引, 将事目下附注的全部史料“尽检出一阅”, 斟酌详略, 比较异同, 做出取舍, 然后抄录下来并加以排列, 便成为长编的正文。同时, 还要在正文之下注明异说, 并说明取舍的理由。显而易见, 长编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史料汇编。丛目和长编为《资治通鉴》的编修奠定了坚实的史料基础。丛目几乎把所有史料网罗殆尽, 并据事目加以排列, 使错综者归于一炉, 解决了史料的广泛收集和初步整理问题。长编着重在史料的鉴别、筛选和考证上下工夫, 是更高一级的史料整理工作。收入长编的史料已经过严格挑选, 准确可靠, 可以放心采用。长编以宁繁毋略为原则, 史料充足, 备载异辞, 撰写《资治通鉴》正文时便可以从容取舍, 左右逢源。这样一个内容翔实的史料汇编, 完全可以成为编修《资治通鉴》的直接依据。 三、 从考察资料看,辩证思维下的“目前，是注意资料”,保证了“每一个历史月日。” 事件的记述往往有所不同, 而史家修史, 一般只是直接采用其中一种说法, 并不说明取舍之由, 这就不便于读者鉴别比较, 辨明真相。为使《通鉴》能成为一部信史, 司马光在编修《通鉴》时, 首创考异法, 有独特的学术价值, 它影响和推动了后世考证学的兴起和考异体史书的出现。在编书时, 由于所采用的史料有异同, 要进行鉴别, 加以选择, 这就是考异。司马光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把参考过的300多种正史、杂史等材料, 进行认真的考证、鉴别, 凡是对某一问题有不同记载的, 经反复考证, 选择比较可靠的收入《资治通鉴》, 并将自己选择的理由逐条加以说明。司马光将这些考证经过编成《考异》30卷, 用以证明《资治通鉴》材料的出处和取舍的理由。这样, 该书就保证了与《资治通鉴》不同的史料, 为专门研究历史的人提供了很大的方便。对那些年月事迹不合的记载以及其他异辞或说, 不能弃而不顾, 而应通过注释的形式加以保留, 所谓:“余者注于其下, 仍为叙述所以取此舍彼之意。”注释的具体方法是:“先注所舍者, 云‘某书云云, 今按某书证验云云’, 或无证验, 则‘以事理推之云云;今从某书为定’, 若无以考其虚实是非者, 则云‘今两存之’。”其《实录》、正史未必皆可据, 杂史、小说未必皆无凭。这是司马光关于史料鉴别选用的又一重要思想, 其实质在于注重史料内容。 四、 制定原则和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