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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和日本藏满文档案文献的比较研究 中国是满族的起源地，清朝形成了大量的满族文献。虽然这些满文档案文献几经磨难,丢失和损毁不少,却也还有大量的满文档案文献保留了下来。我国虽是满文档案的主要收藏地,但也有部分满文档案文献流失到了海外。 一、 满文档案文献 在日本、美国、俄罗斯、德国、英国等国家都保存有一定数量的满文档案文献,虽然这些档案文献与我国保存的满文档案文献相比较,数量是十分有限的,但是作为满文档案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价值和作用却是不可忽视的。 1. 满文文献的收录 日本自古代奈良、平安朝(710—1185年)就开始从中国输入大量书籍,这一传统一直保留下来。到江户时代(1603—1607年)通过长崎港口,流入大量的书籍。这一时期正是满语文在中国最盛行的时期。而在此后的多年时间里,日本的一些学者和机构从未间断过对满文文献的搜集,甚至在20世纪80年代还不断有满文文献入藏。 目前在日本,满文档案主要收藏在东洋文库和天理图书馆。 东京的东洋文库,是广泛地收集和收藏着有关亚洲各地区的人文科学类图书资料的专门图书馆,同时也是这个领域的研究机构。在这个东洋文库里,藏有日本最大规模的满文书籍。这些满文书籍,几乎全部都是代和1920年代到1930年收集起来的。 东洋文库的满文书籍目录,是在1964年发行的。这是美国华盛顿大学的N·Poppe教授等人用英文写的,题名为《东洋文库满蒙文书籍目录》(以下简称《目录》),系由满文书籍部分和蒙文书籍部分所组成。 在东洋文库所藏的满文书籍的特征之一是,档案的类目比较多。根据《目录》来看,作为被分在“档案”的类目中的有33件,在“谕旨和奏议”的类目中,有上谕和奏折的档案9件,在“传记和家谱”的类目中,也有可以说是属于档案类目的家谱16件。而且这些家谱的大部分,是把一家的关系图记载在一张大型的纸上,这样的纸大致到数十张归纳为一帙。在《目录》中,是把一帙作为一件来处理的,为对各帙查找方便起见,对记载于各帙上的题签,可作为标题来看待。所以,若是把一张家系图作为一件来处理的话,那么其数量便可达到数百件以上了。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东洋文库的汉籍分类里,有I经,Ⅱ史,Ⅲ子,IV集,Ⅴ丛书,VI普通别置,……XI特别别置等类,在VI普通别置和XI特别别置类的罕见书中,也含有满蒙语的文献。在包贝氏的调查和所编的蒙古文、满文文献目录中,这一部分被漏掉了。这部分满文文献从形式上说,多是些册子、卷子和箱装品等,是十分宝贵的。例如,《满汉合璧清内府一统舆地秘图》(二种)、《嘉庆元年贵妃册封皇后档》、《乾隆四十一年册封诚殡顺妃档》、《县君格格下嫁新档》、《乾隆二十六年正月至六月掌仪司堂抄》、《乾隆五十年郡主格格下嫁初定成婚》、《满洲旗勋旧世管世袭佐领家谱》(二种)、《正红满洲旗光绪十九年至二十九年分世管佐领家谱》、《正黄旗满洲佐领家谱》、《大清皇帝功德碑》(朝鲜三田渡碑)等等。 还有,东洋文库原来汉籍门类中的“Ⅷ满洲本”的一部分,同“VI普通别置本”是一同放置在旧馆三楼的一个屋子里,包贝氏调查及编目时也将其遗漏了。这部分满文文献为:《热河考》、《奉天诰命》(正黄旗蒙古前锋校加一级花沙布之本身妻氏)、《黑龙江佐领索其那承袭世管佐领执照》、《黑龙江镶蓝旗达呼尔佐领古鲁莫宝承袭世管佐领执照》、《盛京镶蓝旗新满洲佐领雅尔球承袭世管佐领执照》、《盛京正黄旗新满洲佐领阿西特乌承袭世管佐领执照》、《诰命》(苏尔休,惠彦),以及被编入“特别别置本”的《御制避暑山庄记》。 东洋文库满文文献的突出特色是,档案类占了很大数量。前述包贝氏编制的满文书目录的7文书类、8圣训与奏折类,几乎都是档案。而最大宗的档案要数《镶红旗档》,这是镶红旗满洲都统衙门的档案,自雍正元年(1723)至民国十四年(1925),达2400余件。 天理图书馆的满文文献,于1955年5月,经天理大学教授河合忠信、山崎忠整理,形成《满文书籍集》的书影式目录,内分哲学、礼制、宗教、法律、军事、自然科学、语学、文学等八类,共收录138件满文文献。由于它是书影,未能包括全部馆藏。至1984年,中国中央民族学院赵展先生作为日本国际交流基金资助的访问学者,与京都大学教授河内良弘先生一起,再度编纂《天理图书馆藏满文书籍目录》。这个新目录,除收录该馆满文部藏书外,还收录了该馆其他部门、天理大学人文研究室、天理大学古代研究所收藏的满文书籍,总数达314部。该书目共分10大门类:1.政治,2.军事,3.哲学,4.宗教,5.语言,又分为4个子目:(1)辞书,(2)单语与解释,(3)音韵,(4)语法读本,6.文学,7.历史,8.地理,9.天文历法,10.书目。该书目的编纂体例为:每部书都要按下列顺序标记11项内容:1.罗马注音的满语书名;2.汉文书名;3.注明是满文或是满汉合璧;4.著者、译者、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