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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物流失境外的途径 2010年4月7日，文化遗产保护与国际合作研讨会在巴黎召开。中国和其他21个国家的代表讨论了如何在国外遗产损失的基础上开展国际合作。这次会议是首次以追索流失文物和文物保护为主题的国际会议, 会议的召开, 反映了当前各国对流失文物追索问题的高度关注。 一、 失文物流失的历史轨迹 历史上中国曾有大量的文物因为种种原因流失境外, 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统计, 目前在全世界47个国家的200多个博物馆中, 共有中国在海外的文物约1000万件, 这1000多万件海外收藏文物几乎涵盖所有文物种类, 主要分布在英国、法国、美国、日本等国家。 境外流失文物, 先后出现在四个历史阶段: (1)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在历次侵略战争被各列强所掠夺的文物, 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法联军在圆明园的劫掠。 (2) 清末民初, 这一时期因战争、不正当贸易等原因, 使大量中国文物流失到欧美、日本等国家及地区。 (3) 抗战时期, 侵华日军将明、清年代以上的古董集中用轮船运往日本。而之后的抗美援朝战争期间, 大量日本军官移民美国, 又将大量中国文物带到美国。 (4) 上世纪80年代以后, 改革开放后我国大量的文物被偷盗和非法出口, 也导致了新一轮文化财产的大量流失海外。这是目前中国文物面临的最大危险。国内外非法盗掘古遗址和古墓葬, 致使大量珍贵文物被走私出境。并由此形成了以港澳为跳板, 从内地到欧美的中国文物走私链条。这就使得我国流失境外的文物既有百年前被侵略者公然掠夺去的, 也有被偷盗或非法出口的。 二、 有关两种诉求 目前, 国内学者主要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是主张境外流失文物的追索应以法律手段为主, 即运用中国加入的一系列国际公约, 并通过跨国诉讼和涉外诉讼等法律途径进行追索。第二种观点是主张通过外交途径进行追索, 认为中国追索境外流失文物面临着法律上的困境。而可行的方法是争取与有关国家进行外交谈判并缔结特别协定, 由外国力所能及地收复流失文物并将其返还给中国, 由中方支付相关的费用。第三种观点则是通过商业途径, 运用征集与回购方式对境外流失文物进行追索。 笔者认为, 以上三种观点反映了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境外流失文物追索制度的思考, 对追索问题的研究提供了多角度成果, 但如果将各种考虑进行割裂, 反而不利于问题的解决。我国文物流失的原因和方式众多, 简单运用一种方式予以解决并不现实。只有综合各学科, 各角度的观点和学术成果并予以综合运用, 通过多元化的追索路径, 才有可能最大限度实现流失文物的回归。 (一) 运用中国的法律途径请求救济 以法律途径对境外流失文物进行追索, 即运用中国加入的一系列国际公约, 并通过跨国诉讼和涉外诉讼等法律途径进行追索。通过法律途径追索又有以下方式: 1. 国际公约的推动 目前我国加入的与流失文物追索密切相关的公约主要有三个:1954年《关于发生武装冲突时保护文化财产的公约》, 1970年《关于禁止和防止非法进出口文化财产和非法转让其所有权的方法的公约》, 1995年《关于被盗或者非法出口文物公约》。公约作为国家之间的明示协议, 既是最便于适用的也是最主要被适用的国际法正式渊源。因此, 如果我们希望利用法律手段来追索流失海外文物, 最直接、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在国际条约上找到依据。 有学者认为, 从目前来看根据中国参加的多边国际条约来追索流失海外文物面临着诸多困境。首先, 国际公约不溯及既往。虽然中国在签署1995年公约时明确提出了保留条款, 声明保留对历史上被非法掠夺文物的追索的权利。但至少在公约层面, 中国无法直接适用而当然的取得对加入公约前的文物的追索。其次, 公约的约束力有限。国际法本来就是软法, 没有超越国家权力之上的强制力。被视为最为有效的1970年《关于禁止和防止非法进出口文化财产和非法转让其所有权的方法的公约》, 更是受到一些西方文物市场国 (实际上也是主要的流失文物所在国) 的抵制, 英国、日本、德国等国都拒绝加入, 这就使得国际公约的效力大打折扣。再次, 公约诉讼时效的限制。我国政府在签署公约时声明我国采用75年的返还请求时效。但实际上也意味我国对1924年 (我国1997年加入1995年公约) 之前的被盗或非法出口行为放弃了追索权。最后, 公约为了平衡各方利益设置的对不知情善意取得人的补偿制度, 无疑为流失文物的追索附加了沉重的经济负担。 我国学者对上述三个我国加入的国际公约的作用认识不尽相同, 但不可否认的是公约的制定和签署对境外文物的追索提供了国际法上的依据, 至少公约传达出了国际社会一致认同的理念——非正当方式流失的文物应当返还原属国。尽管囿于公约适用范围和内容的有限性, 公约对于文物返还义务有多种限制性的规定, 但这丝毫不意味着公约对占有他人文物行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