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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狂人日记》到《围城》现代性的追索由《狂人日记》《猫城记》《围城》说开 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是随着民族复兴和建立一个完整的现代民族国家而进步的。中国知识分子孜孜不倦地致力于现代中国文化语境的建构,在建立现代化强国的具体历史实践中,他们探求的是更普泛化的现代性的意义。对现代性的追索一直是中国现代文学的母体,整个20世纪的中国现代文学总离不开这个主题,从文研会的“为人生文学”到文学的革命再到革命的文学一直到新中国的成立,对这一文学母体的探讨和深入一直没有中断。 现代性与现代化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前者是更普泛意义上的,是“随着资本主义的起源而趋于形成,18世纪可以视为其形成的明确的时间标志”。它是一个具有多重含义的概念,一方面是“作为西方文明——科技进步、工业革命以及由资本主义引发的全面的经济和社会变革这三者带来的产物”;另一方面是作为美学概念的现代性。现代性具有历史性又不乏当下性、世界性,有其内在强大的张力空间。而现代化则是一个具体的实践过程,“‘现代化’问题肇始于工业革命时代的英国,作为一个具体的历史活动,它包括建立以城市为主体的现代民族国家特别是最终要派生出一个市民社会,人对于经济利益的追逐,公民对个人政治权益的普遍关注等”。现代化更强调先进文明带来的物质成果及由此而带来的社会各方面的变革,而现代性却比现代化更具有理论的操作可能,它强调的是智性和理性的阐释。具有个人/民族意识、建立现代民族国家应当是现代性的组成部分,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就是本着这种文化乌托邦的想象来追寻现代性的足迹的。20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是抱着救亡和启蒙的文化殉道精神在民族和现代之间挣扎。 一 中国文明的“人” “五四”新文化运动之于中国的意义不仅是社会政治层面的,更是文化理念的更新上的。它改变了中国知识分子对本土的想象方式,调理了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脉络,将其置于西方文化的视野中来审视,用西方的价值理念来关照古老而脆弱的民族文化。“五四”时期活跃在文化阵线上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大多是留洋归来的,他们带着本民族的文化烙印去接受西方现代文明,现代性的魔力让他们立即做出要抛弃本民族文化传统的决绝之态,民族的落后,国民的愚昧、麻木,人性的沦丧等等这一切都源于民族文化的劣根性,必须要打破这种封闭和窒息的状态,将国人从蒙昧的牢笼中解放出来,只有这样现代中国才有强大的可能,民族的振兴才有希望。在走向现代化的道路上中国的知识分子用他们西化的文化想象来指导其发展的方向。鲁迅作为20世纪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领军人物,拯救民族、启迪民众、建设现代中国是其决然弃医从文的强大动力之所在。1918年,他伫立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前哨,正满怀壮志,准备在古老但闭塞的中国大地上施展自己的力量,用自己所接受的西方文明来启蒙尚处在蒙昧状态的广大民众,唤起国民的民族意识,试图拯救他们麻木的灵魂,让他们真正作为一个独立的“人”而存在,让自己的民族能再焕发青春,呈现出泱泱中华的盛景。这是一个激进高昂的时代,鲁迅以他不屈的斗士姿态,发出狂人般的嘶叫。《狂人日记》即在这股现代性的浪潮中应运而生。狂人喊出四千年华夏文明历史乃是“吃人”的历史。整个中华民族的文明史实则是罩着“满口仁义道德”外衣的虚假的伪文明繁荣史,是充满了杀戮和血腥的人间悲剧史。 “人”在漫长悠久的四千年文明古国的历史长河中只是一个符号,一个称谓,是形式上的,而非真正意义上的。面对统治森严的王权政治和密不透风的封建伦理制度,人存在的意义似乎只能从生理层面上来谈,是为了繁衍延续后代,以使本民族的血脉能够长存下去,不至于亡种灭族。人的生死除了不可预料的天灾人祸之外,自己是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的。“人”失去了他所应有的内涵,人不能成为人,只是工具,是统治者统治的工具,是被统治者想推翻的目标。男人是统治女人的工具,女人是男人为之拼杀的原因。像吴三桂一怒为红颜而认贼作父,顺治皇帝为了一个董小宛而放弃国家社稷削发为僧,吴王夫差得到了西施而丢掉了江山等诸如此类的对于历史的感伤的诉说,则是实证。 人民创造和推动了历史的发展,中华民族灿烂的文明同样是中国人民聪明智慧的结晶。作为具有几千年文明史的华夏古国,中国曾经是东方文明的骄傲。后来的强大的西方工业文明很难想象曾经光辉灿烂的中国文化的盛况。但中国在实现现代化的进程中却远远落在西方文化的后面。这是中国文化的悖论,也是历代中国知识分子难以解开的谜题。在封建中国,儒道两家的伦理思想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它利用政治的优势,借助王权控制着人的思想,束缚着人的行为,严禁各种超出封建伦理之外的“越轨”行为。中国人在这种“人治”的严密监视下,无处可逃,必须循规蹈矩,战战兢兢地做人。无论是降生于富贵显赫的高门巨族,还是苟活于贫困潦倒之家,都得处在此种监视之下。人的出身决定了他所受的监视程度的高下。人在未出生前已被刻上了“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