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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生态社区一种新的解释 本文讨论的主题建设基于两个问题。其中之一是“建设新农村”应该建设什么样的村庄，另一个是“生态文明建设”应该建设什么样的生态文明。在“畸形发展主义”话语的支配下, 二者都存在着自说自话、并行相悖、有违初衷的倾向。新乡村建设也可能或实际上在空前破坏着生态系统的平衡, 生态文明建设也可能或实际上在严重瓦解着乡村共同体。要弄清并解决好其中任何一个问题, 都必须要把二者关联并统一起来。而这需要对乡村社区进行重解和重建。本文的策略是借助社区理论和生态人类学视角, 将中国文化的大传统与小传统结合起来, 挖掘和更新社区的“地域”要素所蕴含的意义, 用“生态社区”的概念重新解释“乡村社区”, 并以此来重新审视乡村社区的衰落和重建, 为整合新乡村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提供理论依据。 一、 “社区”的内涵与测量 社会学中使用社区概念, 一般都要追溯到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1887年写的Gemeinschaft und Gesellschaft一书, 该书的汉文版译作《共同体与社会》。腾尼斯在1925年为该书第6版和第7版所写的前言中, 明确表述了“共同体”和“社会”这对概念的含义。他把二者用于人们各种形式的结合的范畴:一切结合 (既把关系作为整体, 也把关系作为团体) , 只要它们是基于直接的相互肯定, 即“本质意志”之上的, 它们就是“共同体”;而只要这种肯定是理性化了的, 即由“选择意志”确定了的, 它们就是“社会”［1］42-43。可见, 在滕尼斯那里, 共同体和社会是人们结合的两种方式, 并不必须要具备地域的要素, 即使像村落这种共同体的形式和城市这种社会的形式, 其地域规定性的功用和意义也未得到突出。20世纪二三十年代, 以帕克为代表的美国芝加哥派社会学者在研究城市中人们的“共同体”生活时, 使用community一词来对译gemeinschaft, 明确突出其地域的含义, community也就被凸显为“地域共同体”。随着帕克1932年来华讲学, 吴文藻和他的学生费孝通等人借鉴芝加哥学派的相关理论和方法, 将community译作“社区”, 用于中国农村村落研究, 逐渐形成了具有中国社会学派特点的“社区研究法”。［1］191-193,［2］180-184但中国社会学者的农村社区研究显然比芝加哥学派的城市社区研究更符合滕尼斯的“共同体”真义, 因为村落是共同体的主要形式, 而城市是社会的主要形式, 城市社区是城市人的结合方式, 是城市的组成部分, 所以城市社区更接近社会。 芝加哥学派对城市的研究运用的主要是人文区位学理论和方法。人文区位学也叫人类生态学 (human ecology) , 它借用生物学的生态理论来研究社区的空间格局及其相互依赖关系, 把社区看作一种生态秩序, 即在社区中人们由于资源的匮乏而相互竞争, 同时又会寻求合作而共生。现代人文区位学避免芝加哥学派将社会性因素和次社会性的自然环境因素两分并过于依赖后者的倾向, 而是强调人类群体和他们的环境的相互关系。将这一理念和方法运用于不同的族群及其文化与环境的关系研究, 就把研究无差别的人群 (与其他物种相对的人种) 与环境关系的“人类生态学”颠倒过来, 演变成了“生态人类学” (ecological anthropology) 。与人类生态学相比, 生态人类学秉承社会—文化人类学的传统, 更重视特定的社会和文化对于自然环境的作用。［3］31-176与芝加哥学派运用人文区位学理论和方法主要研究城市社区不同, 生态人类学则长期侧重乡村社区研究。我们把这两种取向的社区研究都称为“生态社区”研究, 它比“地域共同体”研究更充分地揭示了人群聚落 (“社”) 与自然环境 (“区”) 的生态关系整合, 而且只有在这一视域下, 社区才是真正整体性的社区, 社区研究才是真正整体性的研究。 但芝加哥学派之后的主流社区研究, 一般虽不像滕尼斯的共同体那么富含精神性, 但也不像人类生态学和生态人类学着眼于人类群体、文化与环境的相互关系而那么富含物质性, 社会学家大多强调社会因素, 文化人类学家则大多强调文化因素, 对于社区的地域要素所包含的自然和社会两重空间, 更多地关注其社会空间方面, 而淡化其自然空间方面。否则, 似乎就不属于地道的社会学和人类学, 容易被边缘化。如果从自然空间方面着眼, 地域一般被作为社区的地理位置、地理边界和居住空间而存在, 或者被作为社区的自然环境背景来呈现, 然后这个背景就退到后台隐而不彰了。中国以往的乡村社区研究大多正是这样做的。之所以会如此, 很大程度上是由于, 影响社区变迁的因素表面看来似乎主要是社会环境而非自然环境, 自然环境问题一直未成为主题, 或者干脆就不是问题。不仅社区研究, 而且整个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研究, 由于要与其他学科或本学科其他流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