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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湘米贸易与粮价问题 18世纪的湖南是清帝国主要的粮食产区和大米输出中心。因此，有一句谚语“湖南熟悉世界，世界繁荣”。但湖南粮食的输出又极大地关联着省内外的粮食供求③3。那么清政府是怎样利用调控手段和制衡机制调节省际与省内的粮食供求的呢?本文即试图从清政府对湖南有关能调节粮食输出和粮食供求的粮商业、常平仓、捐监和截漕的政策来进行分析。 一、 严饬官民不留 米商贩运是湘米输出最主要的途径,而湘米输出又关乎江浙闽粤等长期缺米地区的民食,清政府因而在湖南推行通商和保商的政策。 这首先表现为“禁遏籴”。康熙中,湖南永州地方有人拦阻南下两广的米商,两广总督杨琳疏道:“湖南贩米至粤,必由永州府经过,彼地奸民每借禁粜名色,拦阻勒索,商贩不前。”他请求中央朝廷令湖南巡抚,如有奸民阻截取利者,“行令该地方官查孥治罪。”获得恩准④4雍正元年(1723),世宗郑重谕令湖广总督:“湖广本产米之地,为东南之所仰给,今尔禁不许出境,以至川米亦不到楚,不但邻省米价日昂,而湖广米价亦贵,是尔之遏籴,原欲为本省民食计,而本省并未受福也,……特明白晓谕,速行改悔,务令贩运流通,远近民食有赖。”⑤5 由于清政府三令五申“禁遏籴”,湖南地方官一再上书表白自己未敢禁阻米商。康熙四十八年(1709)有旨:“江浙米价还贵,尔(湖北巡抚陈诜)同赵申乔(偏沅巡抚,为湖南巡抚前身)细心酌议将湖广米放下救江浙百姓才好。”赵申乔接旨后奏道:“湖南之米听商贩卖,盈千累万,殆无虚曰。臣又严饬官民不许留难。惟是湖南因贩多而米贵,江浙不因贩多而米贱,臣惟有实实通商放米,以尊圣旨而尽臣心已耳。”⑦6乾隆五十年(1785)、五十二年、五十三年,两粤官员和私商大规模开进湖南购买粮食。湖南巡抚奏称:“毫无阻滞”①7,“严饬地方官代为之料理,听其□运回粤,无许奸民阻遏②8”,“晓谕铺户,务使按照市价给以好米”。③9 但朝廷在得知私商贩运粮食至他省过多而严重影响到米源地湖南民食的时候,为达到“彼此兼济”,有时也变通既定的“禁遏籴”。政策。雍正十年(1732),因“江苏贩米谷过多,长沙等地米价骤长至几钱一两不等”,巡抚赵弘恩“出示并饬商督臣、北抚臣暂停江苏贩运”,转而“饬江苏抚臣,如霁米谷,定数差员来楚动支仓谷售济”,以图达到“北、南、江苏三省百姓食米之价俱平”。这是赵弘恩试图以政府拨运粮食来阻遏私商贩运粮食。户部议复:“臣等看得赵弘恩所奏,恐楚米贩运过多;米价增长,是以如此办理,事属可行。”并指出“彼此兼济,方为有益”。世宗亦认可:“此议甚是”。④10 商人唯利是图,要促使商人从事和加速粮食贸易活动,就必须满足其摄取利润的要求。有鉴于此,清王朝力图使米商正常的商业利润免受侵蚀。雍正八年(1730),朝廷斥责湖广总督迈柱违弃前钓,不让两淮商人黄光德等赴湖南籴买官仓谷30万石,认为迈柱要求在湖南不需米谷时,再听商人领运,“是米贵之时,则令商人停运,而半贱之时,则令商人领卖,甚非情理之平”。雍正皇帝裁定让商人仍于需米之处,领米转卖,并命令“不许地方官抑勒商人”,“倘商人获有余利,听其自取,不许交官”,他认为这样“于商、民均有稗益”。⑤11显而易见,清政府在维护米商的利益。当时作为米源地的驻军,亦须保护米商贩运。乾隆二十一年(1756),“江浙米贩到楚,由洞庭长江贩运,源源不绝”,湖广提督哈攀友曾上奏文,说自己已命令“沿塘汛弁兵丁勤加保护”,并委派下属右营游击林勋“于江湖一带往来巡查”。⑥12 江浙闽粤地区是当时著名的缺粮地区,政府有限的粮食调拨,只不过是杯水车薪;这些区域人们多“计口而食,计日而籴”⑦13,官府平粜粮食只能济于一时,他们仰赖米商贩运、米铺供应粮食。为使米商源源不断地把米从米源省运至这些缺米地区,还须米商负于“坐困于货滞”,能即时销售给这些地区的米铺⑧14。于是,清政府对江浙等地铺户广收客米,囤积居奇,甚至采取宽容的态度,不主张在缺米地区清查囤户,转而在产米地区大规模清查囤积居奇。康熙四十八年(1709),两湖和江西巡抚指出江浙地方“富豪之家,广收湖广、江西之米,囤积待价,于中取利”。大学士、九卿等官僚要求在江浙地方查禁囤积,而康熙帝则令必须在湖广、江西之米源地清查囤积:“朕因湖广、江西之米,商贩由江而下者多,而江浙米价不减,故命尔等会议。阅尔等所议(指在江浙清查囤积)与朕意迥殊,如照尔等所议定例,禁止囤积米石,则胥役借此稽查,自无收灵囤积之弊。……应行之湖广、江西督抚委贤能官,将有名码头、大镇店买卖人名姓及米数一并查明,每月终一次奏闻”①15。这表明清王朝对包括湖南在内的米源地和江浙等缺米地米商采取了不一致的倾斜政策。 二、 湖南巡抚于修仓贮之米。一波新见,地层要求三 可见,从乾隆初年开始,随着粮食供求矛盾的日益突出,减少官贮谷额,增加民间粮食的流通量,成为朝野的共同心声,并成为清政府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