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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古诗为焦仲卿妻作》 (一) 关于历史的探讨 明代前后的七子提出“秦汉治唐”的口号。虽然这个建议是正确的，但当时吸引了很多批评，后来很少有人回答。可是口号一经提出,就在广大读者中,起了深刻的影响,馀波一直延长到现代,形式尽管多少有些不同,但是思想深处,还留着这个主张的阴影。 解放以前,大学里教文学史的先生们.开中国文学史这门课的,经常只教到唐代为止。解放以后,这种情况是不多了。五十年代的学校,教中国文学史经常分为四段,第一段是先秦两汉,第二段是唐宋,第三段是元明清,第四段是现代,可是魏晋南北朝却被忽略了:有时拖在先秦两汉后面,成为无足重轻的尾巴;有时搁在唐宋前面,成为视同弁髦的废物。这种情况,目前可能不存在了,但是现代人对于魏晋南北朝文学的理解,究竟达到怎样的程度,我们还没有把握。 这就不能不使人回想到《毛诗大序》的提示。在那里我们读到“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为了了解历史,我们也不妨读一些乱世之音和亡国之音。《诗谱序》说:“故孔子录懿王、夷王时诗,讫于陈灵公淫乱之事,谓之变风、变雅。”为什么我们不能多读一些变风、变雅呢?在考虑到现代人对于古代文学的理解时,我们不能不怀疑我们的正统文学观,有时远远超过孔子的时候,实在不能不引起人的警惕! 胡国瑞同志这本著作,看来是作为大学教本或参考书用的,他没有序文,也没有提出为什么他要写这本著作的目的。可能是他不愿意写,也可能在他著书的时候,他感觉到他只是完成一项必须要做的工作,却没有意识到他在这里强调了乱世之音和亡国之音,对于文学史的写作填补了一个惨痛的空白。 这本书是从建安时代开始的,个别作品可能还是建安以前的。《古诗为焦仲卿妻作》相传为建安中作,但是这样的大篇,一千七百八十五字,不可能一下就完成的,必然要经过不断的歌唱、整理、写定的过程,时间不会是很短的。近代的那篇《格萨尔王子传》》长诗,就是经过一大段歌唱。整理的过程,目前还在写定的阶段。不过即便把《古诗为焦仲卿妻作》这一篇,放在建安时代,也未尝不可。是不是就算是曹魏时代的诗呢?机械地讲,不可以,因为那时还有一个汉献帝,是应当说是东汉时的。岂但这一篇,孔融、曹操、阮瑀、刘桢、陈琳、应瑒、徐幹、王粲都死在建安中,那么他们的作品也应当说是东汉时代的作品了,但是不能。自昔以来的评论家都把他们算作三国时代的人物,因为汉献帝只是一个空名,皇帝已经不是皇帝;什么丞相、州牧、将军都不是丞相、州牧、将军,而是一大群骑在人民头上掠夺政权的人物。这才是真正的乱世。本书作者把这些作品不系在东汉而系在曹魏,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不过我们要记清所谓曹魏,只是乱世的开始。 乱世之后,接下来的可能还是治世,但是也可能就是亡国。所谓亡国,有的是从此结束,例如北非的迦太基、美洲的印加帝国;但是也有的是在人民中间聚集力量,重行建立起本民族的强大国家,例如中国。在五胡乱华,北方沦陷后,中国人重行建立隋唐帝国,在崖山失败、全国沦陷以后,中国人重行建立明帝国,都是很好的先例。在这本书里,我们从看到的蔡琰《悲愤诗》、庾信《哀江南赋》,还有没有看到的《陇上歌》中,都可以体会人民的哀思。《陇上歌》固然是人民的作品,《悲愤诗》,《哀江南赋》也抒写了人民的愤懑,因此同样地也是人民的作品。我们读这些作品时,很可以理解《诗大序》的意义。 (二) 风格相似的文、赋、样品文以及背景 这本文学史是一本很有意义的著作,在讨论这本著作的时候,我想也提出我对于文学史的看法。这是对一般文学史而言的,并不是专对这本著作。 这本书大体分为四个部份:(1)诗歌,(2)文、赋及骈体文,(3)小说,(4)文学批评。在这些部份中,文学批评可以独立成书。看来作者是以诗歌作为主体的,因此占全书二分之一的部份。可是我们必须知道所谓骈文和赋,其实和诗歌的界限是很难划清的。在《诗三百篇》中,赋只是原书的一个部份,后代的赋,和诗歌的距离并不很远。骈文句子有短长,琢句成对,这是它的特色,《诗三百篇》中,句子何尝没有短长,而琢句成对,也并不因此损害其文采。 因此我总有一些想法,在讨论这本著作的时候,便中也提出来。我觉得如若有人要写一本中国诗歌史、中国骈文史、中国小说史、中国文学批评史,那是完全合式的,但是在他写中国文学史的时候,我总觉得可以直接写中国文学史,不必再分出这一部份是诗歌,那一部份是文、赋及骈体文。这样对于一个时代可以交代出一个全面的时代,对于一个文学家可以交代出一个全面的文学家。时代只是一个时代,为什么要交代了再交代?文学家只是一个文学家,为什么要交代了再交代?这样做可以节省许多时间和纸张,同样也避免了许多不必要的重复或矛盾。我有这个想法,但是没有这样写出来,而且由于自己的工作关系,不可能付之实践,在这里所谈的,只是一句空话。 这个看法,胡国瑞同志好象也考虑到了。因此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