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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眼中的外国制品 回顾过去，我们总是有一种尊重意识的影子。象身上穿的衣服、随身带的小物品等,总有那么一、二件是外国制品。我并不是说这些都是奢侈品,而是说日本人热衷于舶来品。 我并无意对人们向往外国制品吹毛求疵,也无高谈阔论之意。恰恰相反,我在这里要说的是,日本人对外国文化的崇拜并非始于一朝一夕,而实在是由来已久,根深蒂固。学习茶道的人,“唐物至上”之语很容易闪现在脑海里。在茶道形成之前,官家、武家们竞相购买唐物,的确是中世纪向往舶来品的典型。对此后面还会论及。 那么,日本人对外来文化的崇拜是不是始于中世纪呢?不,比中世纪要早得多。奈良时代的天平文化,因唐代文化的引进而存;飞鸟·白凤文化,则是在中国的六朝以及朝鲜半岛的外来文化的影响下而生。如果再进一步上溯,甚至连最初育成稻作农耕的弥生文化,也是在接受了外来文化后而生成的。回顾日本文化的历史,可以说日本文化都是引进了外国的先进文化、并以其为基础而发展起来的。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我们应当认为,日本人对舶来品的向往是难以消除的;日本文化的特殊性,就在于其吸收外来文化的方式本身。 不管怎样,饮茶文化肯定也是作为这种外来文化崇拜之一而被引进的。奈良时代,即8世纪的日本,竭尽全力使以前吸收的中国的律令制固定化。在中国历史上,文化之花最为盛开、最为灿烂夺目的唐代文化,犹如高处向低处流淌的水流,流向周围的各个国家。先是朝鲜半岛,接着又进一步扩展到列岛群,当然日本也不可能例外。周围的弱小诸国,都在竭力吸收唐代文化。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努力搞现代化。日本人从那时开始,就在吸收外来文化、即引进中国的诸典章制度上发挥了聪明才智。其结果,使国家大纲的律令制度在日本实行起来。即使在今天,日本行政制度用语中,仍然残留着大量律令制度的名称。文化的引进,并不仅仅限于制度、技术等,各种各样的风俗习惯也被热心地学来了。其中之一,即饮茶之习惯也被热心地学来了。其中之一,即饮茶之习。 遣唐使盛行、大量引进盛唐文化的8世纪,茶大概也一定传到了日本,不过没见到这方面的史料。有关茶的记载最初出现于可信的正史之中,是9世纪之初,即嵯峨天皇时代。《日本后纪》弘仁六年(815年)4月22日条下有如下一段记载: “癸壬。幸近江国滋贺韩崎,便过崇福寺。大僧都永忠、护命法师等,率众僧奉迎于门外。皇帝降舆,升堂礼佛。更过梵释寺,停舆赋诗。皇太弟及群臣奉和者众。大僧都永忠自煎茶奉御。施御被”。 这段话记载的是,嵯峨天皇巡幸于琵琶湖西岸的韩崎之地,归途中经过崇福寺到了梵释寺。兼住于两寺的大僧都永忠曾献茶于天皇。 永忠其僧,在唐朝逗留长达30年之久,回到日本,时在延历二十四年(805年)。由此看来,永忠和尚西渡到大唐约当775年前后,正值陆羽著《茶经》之时。如果永忠和尚同陆羽会过面,那是颇有意思的,但并无其事。不管怎样,当时在中国饮茶之习已经成为一种文化,详细记述品茶之趣及茶之味道的茶书便应运而生了。在这样一个时代,如果说住在大唐的永忠和尚身染饮茶之习回到了日本,并非不可思议之事。嵯峨天皇到韩崎巡幸之时,永忠和尚回到日本刚刚1 0年,永忠和尚大概还保存着从中国带回来的茶。正因为茶是稀有之物,才亲自煮之。 接受献茶的嵯峨天皇,正象他的谥号那样,喜爱洛北的嵯峨,于是在那里建造别院,完结了自己的一生。关于嵯峨这一地名的由来,诸说不一。其中一说认为,是取中国唐代长安郊外的 山之音而命名的(据《都名所图会》)。现在,西安北面仍有一地称为嵯峨山。 如果确乎如此,那么或许应该认为,亲自选定谥号的嵯峨天皇,对中国文化的憧憬之情至深。体现着中国文化的这位永忠和尚,把可以说偏爱中国文化的这样一位嵯峨天皇迎进梵释寺,并把从中国带回来的茶煮之献之。由此史实,可见日本引进中国的茶文化的背景之一斑。 弘仁六年2月,嵯峨天皇命畿内及附近地区种植茶树,年年献茶,并且把皇宫内的东北隅辟为茶园。在醉心于大唐文化的官家之间,可以说是特异形式的饮茶流行起来。 对此颇多写照的是当时的汉诗文界。当时,文人、官家长于中国风的汉诗。最盛之时,敕撰三大诗集《凌云集》、《文华秀丽集》、《经国集》问世,对此这里无须多言。这些诗词中,咏茶之诗常见。兹录锦部彦公的《题光上人山院一首》(见《文华秀丽集》)于下: “梵宇深峰里,高僧住不还。经行金振策,安坐草衣闲。寒竹留残雪,春蔬采旧山。相谈酌绿茗,烟火暮云间。” 这首诗中所表现出的《茶经》那样的中国风的茶的精神,引人注目。诗中的主人公光上人,推测为最澄和尚的高徒光定(779～858年)之说较为可信,他正恰活跃于嵯峨天皇时代。诗的作者锦部公彦,生平不详。但诗的大意是说锦部彦公访光定上人于其庵室,描绘了光定上人在庵室中高超的修行、可谓之简朴美德的简陋风雅之生活等情景。高僧在比睿山这样的深山幽谷之中,创造着孤独信仰的小天地。高僧日复一日,既定地勤行,身着